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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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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文学之星”评委会认为:“王棵的小说大胆正视守礁生活,又丝毫不回避其单调、寂寞、孤独之严酷,如此如实道出者不多,真正抵近了士兵的生存本相,在此类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王棵不仅歌颂军人的奉献,也正视人性的脆弱;他笔下的军人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们为了绝对的服从而付出的自我牺牲。王棵的温和中暗藏着锐利,他既看到凡人的善良,也不回避与之孪生的私恶。因此,无论他写什么,都能触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潜在危机。 
  军人的职业就是奉献,军人的义务就是服从,他们必须克制平民的个性,割舍市井的自由。这一点,王棵心里很清楚:他的职业,像守礁者一样充满寂寞、悲壮无奈的奉献式生存,有时意味着远离都市。远离人群,远离舒适,远离时间,甚至远离他始终以各种方式试图接近的文化中心。职业要求他面对与服从,然而艺术需要反叛,王棵的反叛在于他在文字之中实现了对自身个性的隐秘妥协,借助写作,他为自己开凿一个可以尽情奔驰的空间。已经将写作视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创造,王棵说:“我将以极其纯净的心态去创造文字的坚定。” 
  责任编辑 晓 枫 
月下诗魂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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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患: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面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藩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件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歌咏,他们要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有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连胡适、闻一多等人,也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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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了“新月社”。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张君劢、丁文江、林长眠、林徽音、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阅读习惯是学院派式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此可以看到的。 
  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舞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胡适更能给《新月》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一股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的左翼队伍分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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