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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也。如臣之说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陆贽所陈，惟陛下察其疏密，详加损益，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令州县特举士札子】
臣闻三代之道，乡里有学。士之秀者，自乡升诸司徒，自司徒升诸学。大乐正论其秀者，升诸司马。司马论其贤者，以告于王。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论定然后官之者，郑康成云：谓使试守。任官然后爵之者，盖试守而能任其官，然后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详如此。然此特于王畿之内，论其乡之秀士耳。故在《周礼》，则称乡老献贤能之书于王也。至于诸侯贡士，则有适、再适、三适之赏，黜爵削地之罚。而其法之详，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
汉兴，采董生之议，始令郡国举孝廉一人。其后，又以口为率，口百二十万至不满十万，自一岁至三岁，自六人至一人，察举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议，则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员。郡国县官有好文学、孝悌谨顺、出入无悖者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课试，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又请以治礼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选择为左右内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其郡国贡士、太常试选之法详矣。此汉之事也。
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参天地，本人伦，兴学崇化，以风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学校，非先王教养之法；今之科举，非先王选士之制。圣意卓然，自三代以后，当途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谓三代学校劝教之具，汉氏郡国太常察举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参用。今州郡京师有学，同于三代，而教养选举非先王之法者，岂不以其遗素励之实行，课无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欤！诚令州县有好文学、厉名节、孝悌谨顺、出入学悖者所闻，令佐升诸州学，州谨察其可者上太学。以州大小为岁及人数之差，太学一岁，谨察其可者上礼部，礼部谨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学至礼部，皆取课试，通一艺以上，御试与否，取自圣裁。今既正三省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属，旧品不卑，宜清其选，更用士人，以应古义。遂取礼部所选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试守，满再岁或三岁，选择以为州属及县令丞。即有秀才异等，皆以名闻，不拘此制。如此者谓之特举。其课试不用糊名誊录之法，使之通一艺以上者，非独采用汉制而已。《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亦以礼乐射御书数也。
如臣之议为可取者，其教养选用之意，愿降明诏以谕之。得人失士之效，当信赏罚以厉之。以陛下之所向，孰敢不虔于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于考择？行之以渐，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举者，未之闻也。其旧制科举，以习者既久，难一日废之，请且如故事。惟贡举疏数，一以特举为准，而入官试守选用之叙，皆出特举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风俗既成之后，则一切罢之。如圣意以谓可行，其立法弥纶之详，愿诏有司而定议焉，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
臣闻古者兵出于农，故三时耕稼，一时阅武。其于四时搜田，则又率之从事。然则农之用力于兵，以少言之，岁当两月。计其大概，则今之专力之兵一，当古之兼农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其余夫以为羡卒。周有天下，诸侯之国千有八百，以中数率之，通有兵二万五千，为兵四千五百万，而羡卒未在其数。以今之兵一当其六，今有兵百万，为八十倍少于古。以迹言之，其专力、兼农之势固异；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费人之财，今可谓省矣。古者兵出于农，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国无预焉；今兵出于国，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民无预焉。此今之兵又于民为便者也。秦既开阡陌，而亦兵出于民。其干戈屡动，则至于发闾左之戍。魏汉而下，亦皆以民为兵，其转徙杀戮之祸尝甚矣。至于后周、隋、唐修列府卫，而兵复近古。天宝以后，广骑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后，纲纪失序，天子之势屈屈方镇之兵，方镇之势屈于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将之废置出于兵。至于五代，而国之废置出于兵。兵之祸天下，未有甚于此也。
宋兴，拨乱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归之轨道；内操师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恶子，非鳅之以刑，而自列于行伍；非驱之以暴，而自就于绳墨。以镇城邑，以戍疆场。非独为朝廷之用，其于天下之良民，得以乐职而安业者，实赖其力。况又其费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来，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众虑之表，起百职之废，其于常武，尤属圣心。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
臣诚不自揆，计今之事，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庶几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则用李汉超于关南、马仁于瀛州、韩令坤于常山、贺惟忠于易州、何继筠于棣州；其御太原，则用郭进于西山、李谦溥于隰州、李继勋于昭义；其备西戎，则用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环州、王彦升于原州、冯继业于灵州。大抵如内斌、遵诲之兵，率不过五六千人，皆责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锐，兵之工巧，无以复加矣，在乎得人，属之统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战守之责，陛下明考核、信赏罚，以驭之而已。以此制胜，而何求而不得也？
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为千乘之国，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众，虽不必尽如古制，然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盖患于救援之不继。至于廖恩之鼠窃，而能稽诛于时月者，盖由追讨之兵不足。恩已自归，而所遣北兵，犹在道路。则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纲理天下，无所不备。其于东南之兵，计今之宜，虽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体之所宜及。臣故以谓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区区忧国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议经费札子】
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有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入，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