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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时才下楼来。
她们靠什么填饱肚皮，这是一个谜，谁也没想到去揭晓它。连父亲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显然，只要没有人打扰他，他就很满足了。安努什卡有时在女仆室里跟女仆们一块吃早饭和午饭，她将下人吃的菜汤、燕麦粥或者黑麦糊糊倒进一只小碗里，藏在围裙下，偷偷拿去给“小姐”吃。但是有一天，这件事给母亲知道了，她十分严厉地禁止了这种行为：
“人家是贵族小姐，”她挖苦说，“贵族小姐不应当喝奴隶喝的汤。我是商人女儿——连我也不喝那种玩意儿。”
总之，好姐姐成了两具类似木乃伊的生物；她们被遗忘、被抛弃在空气污浊的陋室里，甚至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孤苦伶仃，象装在棺材里似地呆在这间命定的避难所中，无声无息、糊里糊涂地打发着日子。然而，她们不得不用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这个可怜的避难所。住在这里，至少是暖和的……倘若好妹妹安娜·巴甫洛夫娜生了气，说：除了你们，靠我养活的人还有的是呢！那么，她们到哪里去藏身呢？
连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也安静了，当别人提醒她可能发生这种变故时，她便吓得缩做一团。总之，她怕母亲怕到了极点，一听人提到母亲的名字便扑到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
唉！好姐姐的预感果然很灵验。当红果庄庄园的大门永远将她们关在外面时，她们的大限之期便到了。
这时候，母亲已经能够自命为财主了。三十年代初，她成功地弄到了一片相当大的庄地，它离开红果庄四十来俄里，距拐角村不过五里之遥。这是一个大商镇，名叫后沼镇，它包括好几个小庄子，一共有三千多名农奴。后沼镇本来属于三个地主所有，其中一位把自己的产业，连同一千二百名农奴委托监护院代为拍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拿自己那笔为数不多的嫁资去冒一下险，便上莫斯科去了。成就远远超过了最大胆的期望。拍卖场上，除了一位事先买通的对手外，再没有别人参加竞买，于是，这份产业便以“转移债务”的方式为主，以支付少量现款的方式为辅，成交下来，落人母亲手中。
这份产业包括的土地不多，但从农奴手里收的代役金却很可观。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这倒正合需要。这笔买卖赚头很大，除去支付利息和偿还债款，一下子给母亲提供了一年一万五千多卢布的纯收入。此外，夏季里，后沼镇的农奴要到红果庄“应差”，花三、四天功夫拾掇全部麦茬，收割相当大一部份草场。这样一来，红果庄的出息也扶摇直上了。家境的兴旺有了牢靠的基础。
但是对两位好姐姐来说，这却正是一件万分可悲的事。母亲一向不喜欢红果庄，买了新庄地之后，她更感到住在父亲祖传的老窝里十分气问了。在后沼镇也有一幢地主住的宅子，虽说房子小，设备差，但母亲并不嫌弃。她喜欢镇上热闹的街道，老是开着店门的铺子，用她的话来说，铺子里除了买不到鸟奶，要什么有什么。镇上每星期还有一次集市，四乡的人成群结队来赶集。她喜欢后沼镇那座有五个圆屋顶的教堂，里面有一口五百普特重的大钟。她喜欢代役制庄地上的新的、繁忙的活动。收到的代役金都是零钱，因此得一笔笔仔细清点，得一笔笔仔细记账。难道只有代役金好收吗？这样好的庄地，只要肯下功夫，其它的进项是不会少的。可以向买卖人征税，自己开铺子，开骡马店，开客栈……。只有一桩不好：田庄上的土地很分散，和另外两个地主的庄地，大齿交错，人家的庄稼汉们，由于缺乏管理，散漫惯了，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才能适应新来的女地主的要求。不过，这倒给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进行谈话，协商；有的事得心应手，有的事得上法院解决。事事都得考虑，都得费口舌。母亲也开始并不怎么恐惧地想到要进行诉讼了。
头三年，她只是抽空到后沼镇走走。在那边住个把两个月，又回红果庄。但是她心里越来越想把后沼镇变成过冬的驻地。冬季里，红果庄根本无事可干。这时只需打打谷子（有时一直打到谢肉节前夕），但这件活儿交给村长费陀特顺便管管就成。主人家的事是可以绝对信任他的。再说，主人住的宅予也过于宽敞、空旷（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到莫斯科上公立学校去了），要烧暖这偌大的宅第需要费许多木柴。剩下的事是说服父亲，但母亲已经习惯于家庭的争吵，对此也就满不在乎。老头子准会大吵大闹，可是只要她坚持己见，准能成功。至于象老鼠似的躲在楼上耳房里窸窸窣窣的两位好姐姐，她根本没把她们放在心上。
“好姑姑好姐姐”的命运就此宣告完结。主意已定：过了圣母节，根据头一批打好的谷子数量便可确定秋播与春播作物的总产量，立即阖家迁往后沼镇。家奴们，一部分带过去，一部分安顿在红果庄庄园的侧屋里，然后把主人住宅的大门钉上木条子封起来。
出人意外，父亲并不怎么反对便接受了这个决定。后沼镇的教堂有三位神甫和两位助祭，那边每天做弥撒，节日里甚至一天做两次，一次早弥撒，一次晚弥撒，而且晚弥撒是全体神职人员参加的大弥撒，这一切迷住了父亲。
母亲亲自写信把这个决定通知两位好姐姐。“为了管理我们的庄地，我们必须这样办，”她写道，“你们也不要认为，离开了骨肉之亲你们便没法过冬。只要在你们的房子上加一层麦秸，用树枝压住，你们便可以住得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了。如果你们觉得寂寞，请赏光到后沼镇舍下喝茶。不过五里之遥——坐上马车，一眨眼就到了……”
十二月中，拐角村的村长奥西普来后沼镇求见母亲。
“我们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小姐不好了，”他向她报告。
“她怎么样？”
“她屋子里冷得要命……兴许是得了感冒。”
“我不是写信告诉过她，叫她把房屋外头加一层麦秸吗……”
“麦秸顶啥事：木头墙全烂了……屋里头比露天还冷。”
“这关我什么事？你干吗找我？难道是我叫你们的房子烂掉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报告一声……兔得日后怪我不负责任……”
“她病倒了吗？”
“眼下还能走动……咳得要命。老干咳，老干咳，那声音真是怎么也说不来……还喊腰疼……”
“我有什么办法？……上帝是仁慈的，会好的。要是实在不行，就请个大夫给她瞧瞧吧。”
村长带着这个答复走了。不过母亲曾好几次心血来潮，吩咐套车去探望好姐姐，但临了总是挥挥手又算了。
圣诞节期间，村长又跑来报告说，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快断气了。那时我在莫斯科上学，每逢寒假便把我接回后沼镇。母亲匆匆收拾一番，同父亲一起带着我奔拐角村而去。
姑姑家的住房的确破烂不堪。它建立在光秃秃的高地上，四周包着结了冰的麦秸，宅旁连一丛挡风的小树也没有。我们下了有篷的雪橇，跨进前室，一股寒气立刻向我们袭来。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出来迎接我们，她裹着厚厚的棉袍，戴着风帽，穿着毡靴。她憔悴了，一脸荏弱无力的呆滞表情。她见到我们，机械地挥着手，好象在说：轻点儿！轻点儿！年迈的安努什卡站在她背后哭泣。
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断气了，但还没来得及把她抬下床。她那颗小小的头颅，那张皱巴巴的尖削的面孔，那双闭着的眼睛，在一堆为了御寒而胡乱地堆在身上的破布堆里可怜巴巴地露在外面。床头椅子上放着一杯还没有喝的覆盆子汁。一个穿旧法衣的神甫在屋角圣像前为死者做追悼祈祷。
母亲哭了。穿着短皮袄和大毛皮靴于的父亲用手捂着嘴巴和鼻子，挡住寒气的侵袭。
追悼完毕，母亲塞给神甫半卢布的银币，说：“神甫，辛苦您啦！”然后，大家静坐了一会儿，给安努什卡和村长下了必要的指示，向死者行了礼，便开始忙着准备回家。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也被带回了后沼镇。
三天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被埋葬在拐角村教区教堂的简陋的墓地里。不过丧事例办得体体面面的。母亲从城里买来一口花钱不多却很有气派的棺材，一张同样花钱不多却很有气派的棺材罩，又从后沼镇请来一位老神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