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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那半碗桂圆汤一饮而尽，然后就跟他出了门。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吴欢章先生的家宽敞多了，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友好。
吴欢章先生把我说成是他的好朋友，请胡寄南先生破例，在没有按脉、没见病历的情况下开个方子。
胡寄南先生看了我一眼，用响亮却略带干涩的声音说：“这个例，什么人也不能破。不见病人，怎么开方？但是不要紧，今天先听我说几句，过一个时期好一点，再来不迟，我不怕传染。不仅把脉重要，观看脸色、眼睛、舌苔也重要，到时候再开方子。”
我不断恭敬地点头，吴欢章先生也陪着我频频点头。
点完头，胡寄南先生的话也停了。我用眼睛等待着他的指示。
“记住，你父亲的病情，主要是湿，不是潮湿的湿，是中医里的那个湿，属于阴邪。字是一个字，意义不同，可看《素问》。你父亲，为了去湿，要多吃一种东西，不吃一种东西。” “多吃一种什么？”我急急地问。 “炒豆子”。胡先生说。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炒豆子。就是把干的蚕豆炒了，不要油炸，只是炒。这种豆子，最能吸湿。” 我看了吴欢章先生一眼。 我发现，吴欢章先生也惊恐地看着我。 “绝不能吃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最湿。”胡寄南先生继续说。 “绝不能吃什么？”我问。 “苹果。记住了，不能吃苹果，、g口不是好东西。”胡先生说。 离开胡寄南先生家后，吴欢章先生对我说：“这不行，还得另外想办法……” 看来爸爸是没救了。 这事倒是怪不得胡寄南先生，他一没有看到病人，二没有看到病历，岂能乱开药方？
十三
我从胡寄南先生家里出来后，又赶到医院，医生已经停止一切医疗措施，爸爸也被移到了太平间隔壁的一间房子里，那里没有医疗设备。
人的生命非常神奇，有时看来只是游丝一颤了，但只要不断，还有可能变成千条缆索；有时看来只剩残息半口了，但只要挺过，还有可能吞吐雷霆虹霓。爸爸在临终昏迷中飞荡出来的一缕魂痕到隔壁的太平间盘旋几圈后没有降落，居然又从门缝底下钻了出来，轻轻地找回了躯体。
使他得救的奇迹，与一位中医师的边缘性实验有关。这位中医师好像叫姚鸿光（也可能我记忆有误，请原谅），决心要找几个被西医作了死亡判定的病人，用中医拉回到重生的边缘。对爸爸这么一个极端性病例，连姚医生也只是姑妄一试，但他成功了。
爸爸这次复生，除了姚医生外，还有意志的力
量。
爸爸的求生意志主要是放不下家人。
但是，我们差点把他放下了。这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来回奔波毫无效果，除了很多人见死不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复旦离家太远。我把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了。
爸爸病情还不稳定，妈妈身体也不好，我必须逃回市区，逃回学院。但到学院一看，全都准备着到安徽“开门办学”，我如果回来也得去，更照顾不着父母。这时，正好写作组那位曾在电话里劝我“坚强些”的老姚要我和小高一起去编一份鲁迅资料，我想只要不去复旦，在市区做什么都成，没想到鲁迅资料一条没编，就遇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但还是给气势汹汹的“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先说是其中一篇小说影射“工总司”，又说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义”是为林彪翻案（其实这是作者的本名），扬言要来“踏平”编辑部。这事牵动上层，明暗斡旋，恶恶相咬，却把写作组吓了个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极度惶恐中主张脱钩，陈女士很不情愿，却离开上海“养病”去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当时已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领导，谁见了这个阵势都会害怕。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王等人为了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作脱钩过渡，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当时“工总司”早已撑开架子叫成许多别的名字，例如“文攻武卫指挥部”、“总工会”等等，但大家还是习惯地统称他们为“工总司”。我当然也预感到这事比较凶险，但对一个设想中的情景非常好奇，想亲自观看一下：如果请那位叫做林正义的作者回家拿出户口簿，再到公安局找出自己的早年登记，一起放在那些冲击者面前，他们会是什么表情？难道还要冲击下去吗？按我的经验，上海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再不讲理，遇到这样的物证也会轰然退兵。我觉得只要把这个起点性的事实摊开来，“工总司”一定会很尴尬。这么一想，便与一位姓许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我们的身份很含混，好像是为那位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没想到根本见不着“工总司”的人，只见他们的大字报贴得像进了一个帐子铺，密密层层，上面全写着“踏平”、“砸烂”、“捣毁”、“火烧”等等恐怖字句，黑森森的大字上划着一个个血红的惊叹号。
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还在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一间屋子里，顶着拂脸的大字报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一班接一班，每天把人塞得严严实实，就像人肉盾牌，提防着〃2E总司”。说实话，那三个月，只要听到比较密集的楼梯响，我都会出一身冷汗。三个月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风声过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只说这几个月杂志出得“勿灵光”（上海话“不好”），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全都严词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瞒着我！
不错，当时的写作组，在〃212总司”面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们怎么能够把自身灾难悄悄地转押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呢？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说：“你年轻，怕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我听了，转身就走。
事后我想，我在这一事件中极有可能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这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如草芥，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
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于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
后来，当他们终于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落井下石。甚至，当大批真正的写作组成员竭力把问题讲得无比严重以求将功补过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受到他们愚弄的人却坚持认为，写作组是一个编人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它的问题，不会比当时政府机构里的其他“组”更大，肯定比“政法组”小得多，在文化领域，则没有专横的“工宣队”和骄宠的“样板团”严重，尽管“工宣队”和“样板团”在“四人帮”倒台后一直奇怪地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我还不避嫌疑，在《家住龙华》等文章中公开悼念被分配进写作组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好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好人。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徐企平老师、盛钟健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它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但是，后来环顾四周，只有我在为它讲几句公道话，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它。
《朝霞》事件后不久，我就生了肝炎。是爸爸传染给我的吗？有可能。
病情稍缓的时候，我在半隔离状态下写过一篇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文章，消磨了一天时间。后来听说带头占领上海作家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