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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人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周围的厉词恶语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与它们处于同一个语法系统之中。两位老人呈现的是另一种语法，因此与周围世界无法沟通，当然也很难造成伤害。
二
外公住在我家，亲戚们都来看他，我又见到了长久未见的姨妈和表哥王益胜。
姨妈脸色有点疲惫，但仍然精神抖擞，像是在忙着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益胜哥中学毕业后到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做了工人，是模具翻砂工。我想这对于寄托了大半辈子企盼的姨妈来说，一定颇为失望。但是，当她得知我这些年来的经历，心里也就平衡了。
“不读大学也好，益胜受不起你那么多苦。”她对我说。
益胜哥魁梧奇伟，穿着一身显然认真裁剪过的合身白衫裤，即便远远看去也非常吸引人的注意。但他今天好像与姨妈有什么疙瘩，姨妈一次次向他投去审视的目光，他一次次避过，故意与我讲话。
姨妈看了我一眼，笑笑，然后摆出把话挑明了的神情，正面询问益胜哥：“中午没去？”
“去啦。”益胜哥回答。
“没去！”姨妈口气硬了。
“去啦！”益胜哥口气也硬了，“没找着。”
“我远远跟在你后面，你根本没进复兴公园的门。”姨妈说。
我大体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听前两天来看外公的二舅舅说，姨妈现在一直张罗着为益胜哥找一个妻子，到处托人介绍，还强制性地安排了一个个约会的地点，益胜哥却躲来躲去，爱理不理。
“你跟着我？”益胜哥想对姨妈发火了，但一接触到姨妈的目光就软下来了。他看到事情已经摊开，便向我苦笑一下，说：“我妈想包办我的婚事。”
姨妈说：“那女孩我见过，比以前几个都好，文化程度也高。”
益胜哥嘲讽地说：“是啊，文化也太高了，我连她的名字都写不来，这怎么谈恋爱？”他笑着转向我说：“放着珍珠宝贝的‘珍’字不用，用了一个西土瓦的甄，说也说不明白。后面一个字，是声音的声的繁体，去掉一个耳朵，换上一块石头……”
我说：“甄磬，这两个字还不算太生僻。”我突然产生怪想，问：“不会姓颜吧？”
姨妈吃惊地回答：“正是姓颜，你认识？”
我说：“不。我是觉得这三个字合在一起，发音上很像中国古代一位大书法家的名字。”我又把这个名字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
四
外公对这些婆婆妈妈的谈论不感兴趣，走到阳台上去了，但他听到了颜真卿，立即转身回来。看着屋里这些不太可能谈论颜真卿的人他有点困惑，只得问我一句：“秋雨还在弄颜真卿？”
他这个“弄”字用得太不妥当了。如果光说我在练颜真卿的字，说“弄”还很大气，但屋子里其他人心中的“颜真卿”可是颜甄磬，一个女孩子。在我们家乡，说到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万不可动用这个“弄”宇的。
我连忙向大家解释外公的本义，然后回答外公：“还在练。”我小时候练颜真卿还是外公提议的，由他的提议，我向叔叔说起，于是有了购买《祭侄帖》的事。现在我为了纪念叔叔，一有空就磨墨练习《祭侄帖》。这些后事外公就不知道了，尽管他已听说叔叔的不幸亡故。
那天晚上，等姨妈、益胜哥他们一走，外公要我写一页颜体给他看看。
当我才写一行的时候外公就非常吃惊。等我写完半页，外公已在对我妈妈说：“秋雨已经写得比我好了。”
妈妈说：“他练这本帖子，是纪念叔叔，所以用心。”
外公没有追问叔叔和这本帖子的关系，只是在嘴里不断念叨：“今后我不能写了。真的，我现在一写大字就手抖，以后都要让秋雨写……”
我知道，他所说的写字，是乡人叫他写墓碑。
妈妈说：“年纪那么大了，真可以不写了。但是，你最后还必须写一块，他叔叔的。”
外公知道这事他不能推，我的祖母在乡下也郑重地托过他。
外公一直害怕我叔叔，在叔叔面前总觉得自己是旧社会的落后人物，句句是错。他为叔叔写墓碑，一定抖抖索索，十分拘谨。当然，我也能想象叔叔在天之灵的惊异：自己的生命，竟由这位被自己一直看作“破产地主”的悖时亲戚的笔，来封合。
叔叔那块墓碑，当时由于经济原因，做得实在太小，外公又很不合宜地写了“同志”二字，好像是他在山林茂草间悄悄地为这位屈死的晚辈平反昭雪。但我叔叔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社团，从来不是谁的“同志”，而外公，也不存在以“同志”的名义为他平反昭雪的身份。由于每次见了这方墓碑总觉得有点滑稽，与悼念气氛不合，在大地回春之日，我们重修叔叔陵墓，不得不换了一块，这次是由我来恭敬书写了。我们还特意把叔叔墓前的水泥平台，一直铺到不远处的外公墓前。
这是后话。
五
我在写颜真卿受到外公表扬之后，来了兴致，每天挖防空洞回家，都要在外公面前练毛笔字，请他指点。
外公还是不断地摸着光头，声声称赞。我听得出，他的称赞主要不是针对我的书法，而是在感叹儿孙辈长大的迅速。因此，称赞声中夹带着一点失落。
“苦练一辈子，却被自家儿孙一步超过！”他自我解嘲。我拿着蘸好墨的笔让他写几个，他总是不肯。
这种情景应该有点普遍性。很多年后，上海戏剧学院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女教师徐频莉告诉我，她父亲半辈子迷醉写作，日日练笔，月月投稿，坚韧不拔，有一天拿出一本新到的《人民文学》杂志给正在欢蹦乱跳的少年徐频莉看，说：“整天只知道玩，人家与你一样的名字，文章都发表到《人民文学》了！”当徐频莉怯生生地告诉父亲，这正是自己的作文，老师推荐发表的，从此父亲不再练笔，顷刻老去。
记得我当时给徐频莉讲了一条美学原理：“滑稽比悲剧更残酷。你让本来充满了悲剧感的父亲突然感到了自身的滑稽。”
我的字，倒是没有对外公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但确实由于我，他握惯了笔杆的手更多地去抚摸头顶了。
其实当时我能握笔杆的时间也不多，天天握着铁锹挖防空洞。
有时，工宣队员和后来进校的军宣队员，也会来到挖防空洞的现场，大声朝我们喊：“谁会写毛笔字？”
那年月，标语、布告、大字报每日不断，会写毛笔字的人总是不够用。
“不会写！”我们大声回答。
工宣队、军宣队看我们劳动那么辛苦，心想如果能写毛笔字谁不想放下铁锹换毛笔轻松一会儿？因此估计我们确实不会写，也就走了，另去找人。
结果是，在那漫长的灾难岁月，谁也没有在大字报栏、标语栏里，欣赏过我那一笔来自颜真卿《祭侄帖》的不错书法。对此，我想，从颜真卿到我叔叔，都会满意。
我们在劳动现场已经什么也不怕，就怕再来一个谢顶的某师傅或不谢顶的某战士，要我们去写字作文。
正是怕啥来啥，那天，正这么想，一个军宣队员找到了我，自我介绍叫王政，但他叫我名字时的发音，却很特别。
王政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头，一边翻一边说：“周总理一号召，到处开始编教材、编字典，都来要人，这么小的学院，人都要光了。这张是朱端钧，这张是张可，这张是柏彬，这张是王昆，这张是吴瑜珑……对了，这张是你的，复旦大学，兄弟院校，不好拒绝。”
我一看，是一张简短的油印通知，落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育革命组”，要我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去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但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雨”字写成了“而”，怪不得刚才王政叫我，也奇奇怪怪，我听了没有反应过来。
我嫌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