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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农民工父母在电话里多些对子女的思想监督和道德约束。而根据农民工电话内容统计，农民工父母，最缺少的恰恰是对于孩子的社交、道德、思想方面的关注，忽略了孩子的精神情感层面。这就形成一种错位。错位表现在，在外的父母很用力地爱着留守家园的孩子，却没有找到孩子真正的需要，着力点不对，效果自然就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就像吃糖的孩子已经开始无休止地骗他的奶奶，而谁又能预知在新化县我们遇到的那几个上网的孩子将来的某一天在没有钱上网的情况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去偷去抢？如果真是这样，那也不新鲜，因为它已经无数次地在别的学校、别的地方发生过了。
需求与要求的对撞
然而，仔细分析，我们既不能责备农民工的疏忽，也不能苛求留过儿童的自觉，更不能要求监护人事无巨细地进行照顾。换句话说，农村父母对子女的这种物质与情感观念造成的错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情感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层次顺序依次提高，任何个体在没有满足低层次的需求情况下，不会太在意、甚至完全不在意更高层次的需求。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现状，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安全需求区域上下浮动，主要的表现还是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让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受上教育，最后结婚等基本生活有所保障。按道理讲，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应该上升到情感需求的层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不少人甚至天真地已经认为农民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但是现在看来，安全需求层次阶段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没有提高，更不是倒退，而是农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明显差距。全社会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在提高，农民一直在追赶这个“基本生活需要”。从纵向上来说，他们的生活是提高的；而从横向上来看，总是稍微落后于同时代的。
我们不妨简单地分析一下：农民的住房从草房变成瓦房，甚至楼房，不再用油灯；有了电灯电话，彩电，甚至洗衣机，冰箱，空调，也能顿顿吃肉，吃鱼，这都是好的。当鱼肉成为基本生活品，它们的价格全部上去了，农民想让子女受到更高的教育，教育费用上去了，连娶个媳妇的聘礼、聘金和住房设施、陪嫁品的档次也都上去了，这也是好的。但是他们必须去追赶。正因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观念的革新，农民才不得不长久地处在追求安全需求这一层次上。生理需求自是不必说，社交上他们有所满足，情感需求则有许多方面被长久的忽视。而提到自我实现时，对农民来说子女的幸福，成家立业，有个孙子、孙女，传宗接代，或者孩子学业有成可能就是最大的成就。
但是，仅仅就分析需求层次还是不够的。农民本身受教育水平太低，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也是重要的原因。他们意识不到情感和物质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二元世界，意识不到没有好的精神生活，算不上好的生活；没有健全的精神算不上健康的人。农村传统文化里找不到“精神”这个词语，这个词语有点悬空！即使是最富有的农民也脱离不了粗俗、质朴，那是几千年来留下的烙印。在农民工看来，探寻内心世界从来就不是专门的事情，更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即使农民意识到精神情感的重要性，多数也是潜意识里的模糊的概念，极低的教育水平限制了他们清晰地去认识，也限制了他们正确地解决这一层问题。
需求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农村文化也是大的背景，于是，短期内问题无法解决，农民自身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留守儿童的现状又要求在外的农民工父母切实地为他们多做些事情，不只是简单地多给些钱，再多给些钱，更不是三五个月的一个电话，一个几分钟的电话，还说不上句心理话的电话；也更不是三年五年的一个见面，匆匆来去的见面，孩子尚不能把“爸爸”、“妈妈”叫顺口、叫暖和的见面。
留守儿童的现状要求在外的父母必须跨越“需求理论”和“文化瓶颈”，真正地意识到留守在家里的子女的需要，苦一些、累一些也要克服自身需求和子女需要间的冲撞，因为本身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子女，那么没有理由只是简单因为“为了子女”这个理由让子女被自己留下来的黑色空洞吞没。
其实，这些要求在平常人看来并不算高：多给家里打电话，多和留守在家里的子女聊聊天，就像在家里的时候，儿子女儿躺在自己怀里时说的悄悄话，就是说些琐屑的生活，就像赵本山小品里的“唠嗑”。话语的力量并不一定要生动的词语或者富有情感的倾诉。往往很多人不懂——最平实的语言、最平凡的人、最琐屑的小事、最随意的话语最有力、最温暖、最感动人心。对于幼小的儿童尤其是如此。他们对语言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分辨，只要你絮絮叨叨地跟说，他们就觉得有味道，就感觉温暖。在这样的聊天中，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跨越了一切距离躲进父母怀里。因此，就为了子女能够叫一声热乎的“爸”、“妈”，就为了让子女学会叫“爸”、“妈”，就为了孩子和其他正常孩子一样可以有权利叫“爸”“妈”，外出的父母也要经常打打电话。最重要的是，把“打电话”这样的事情“平常生活化”，“电话内容”也“平常生活化”。只有“打电话”本身“生活平常化”才能对孩子的心理和情感形成正常的影响。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正常的影响正是所欠缺的，而“电话内容”的“平常生活化”则是父母在外地覆盖孩子成长所有的方面最唯一可行和有效的途径，这样，父母才是真正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里、情感里、世界里，而不是站在外面，给一点冷冰冰的钞票。也只有这样，孩子的精神体系才会有核心，有了核心才能更好地构建和发展。
别把孩子伤到了骨髓里！
当然，要真正解决留守儿童需求与要求的对撞，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多打电话或多给点钱就万事大吉了。但无论如何，“常回家看看”应该成为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朋友最自觉的行动。
“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游子。”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三年五年也好，不管多忙多穷，也不管路远路近，农民工父母们，请一定记得常回家看看，孩子们在等着你们，父辈们在等着你们，亲友们也在等着你们。
“常回家看看”，并不完全是前几年流行的那首歌曲的意思，那首歌曲原本是唱给城市人的。对于农民工，他们“遗弃”的是父母和孩子两个群体，两个群体又在现在农村社会里无奈地融合在一起。农民工回家看的是父母，看的更是孩子。可能车票要很多钱你胆怯于回家，可能节日期间能够赚很多钱你不忍于回家，可能没有拿到工资你羞耻于回家，可能活计太多你无暇于回家，可能工头太狠你不敢于回家，可是想一想孩子在节日里等待你的眼神，管他什么工作，管他什么钱，管他什么面子，管他什么工头，大不了潇洒地说一句“老子不干了”。农民工们长期在城市低层卑微地活着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子女！那么就为了子女躲在你怀里的幸福的重量，就为了子女看看爸妈信仰一样的面容，就为了子女不会记不得你的模样，就为了看看子女长得多高了，就为了看看子女变得俊俏了还是丑陋了，就为了自己看看别人也让别人看看自己，都是值得的！
想一想，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的呢？
农民工父母回到家里都做了什么？我们又想起了2005年春节，在大年初一、初二在安徽萧县农村调查时见到的情况。我们在许多村子听到孩子这样的声音：
“我爸爸回来了！”“这个玩具是爸爸给我带回来的。”“这是爸爸带回来的荔枝，可好吃了。”这是孩伴们互相炫耀的话。
“爸，你怎么老了？”“爸，我长高了。”“爸，你少喝酒，别醉了。”“爸，吃饭了。”“爸，我来放鞭炮。”“爸，赵本山的小品！快来看……”这是留守儿童说给父亲的话。
“妈！我漂亮吗？”“妈，你累不累？”“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