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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两人开始了通信往来的“文交”，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1900年春，两位“相识”近两年的朋友才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匆匆见了第一面。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高尔基并没有从安德列耶夫的第一印象里觉察到他那深藏的忧郁和悲观性格。
高尔基起先并不知道安德列耶夫早在1892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当他发现安德列耶夫的才华之后便希望对其加以培养和指导，于是便大力扶持安德列耶夫的创作，帮他联系杂志发表作品。高尔基在1899年4月写给安德列耶夫的信中谦逊地向安德列耶夫提了一些建议：“您开始创作仅一年，我则有七年了，以我年长的资格，请允许我给您提一些建议……” 接下来，高尔基列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篇幅有些拖沓”，语言也“不够精致”；具体以《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为例，他认为小说“开头过长”，中间“很精彩”，而结尾“走了调”；他还认为作家应该写他认为最好、最想写的东西；建议学习经典作家的各种优点——学习莎士比亚“表达感觉的手段”，屠格涅夫“感受并表现大自然的艺术”，还有契诃夫“构建小说的优雅能力”等。高尔基还就写作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尽管与高尔基在创作上有不同的看法，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还是非常珍视。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安德列耶夫特意加上了“献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句。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安德列耶夫加入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两家民主派杂志——《大众杂志》和《生活》，并且成为《知识文库》集群中的一员，他很快在文学圈子里崭露头角。然而，两人的交往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辩论：两位作家在人生观、世界观、文学的根本任务、作家的使命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即便如此，两人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尔基以他一贯的与人为善的性格试图帮助安德列耶夫摆脱自己性格的羁绊，回到他的身边；而安德列耶夫也十分敬重作为挚友的高尔基，并十分珍惜同高尔基的友谊，因此几乎每一次意见相左时都是他主动退让，听从高尔基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
高尔基不仅仅在文学创作上对安德列耶夫施加影响，他甚至对安德列耶夫的人生观、处世方式等都试图施加有益的影响。集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高尔基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甚至是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极为活跃，安德列耶夫一开始也深受高尔基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1905年2月9日，安德列耶夫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寓所提供给社会民主党人开会，他因此也被逮捕入狱。
应该说，1905年前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还是比较和谐的，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最终能够取得相互理解与信任，这主要得益于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尊敬与服从上，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对高尔基言听计从，使得他们两人的初期交往相对非常平稳，隐藏的矛盾也被表面的友谊所掩盖。然而，安德列耶夫思想的变化还是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逐渐开始带有更鲜明的颓废色彩，这也引起高尔基的极大不满，两位作家的争吵也日趋频繁。可以说，1905年是安德列耶夫思想发展中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基本上还可以说是靠近高尔基的；1905年以后，他逐渐摆脱高尔基的影响，开始了他在新文学创立道路上的独特探索。
1905年有两件事对安德列耶夫触动很大，首先是革命的失败，其次是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溃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浇灭了安德列耶夫本已脆弱的革命热情，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溃败更加剧了安德列耶夫悲观思想的发展。从没到过战场的安德列耶夫仅仅凭借着自己的想像和内心感受创作了堪称其代表作的《红笑》。安德列耶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手法，他几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用一些片断和碎片拼凑了一个看似无序的整体，其间充斥着主人公梦魇般的心理活动及略带通感色彩的恐怖景象。《红笑》的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这部小说比较贴切地表现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恐慌、麻木的心态，血红色的意象中飘荡着骇人、凄厉的笑声。
高尔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肯定的，称它是“一部非常重要，印象深刻而及时的作品”。但他还是给安德列耶夫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比如他建议作者删掉第十五个片断，因为它“拿混浊的水冲淡了血液，甚至游离了作品的主调，……给后来的批评家留下话柄”；另外他还建议去掉第七个片断，原因是它“一定会被用来反对日本人，把它作为日本人野兽行为的证据”。当然，高尔基还是表现出不很赞同安德列耶夫的这种小说写作的创新手法，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可是要想使其更深刻，必须对它进行健康的修改。在此，事实要比你对它的看法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意义。”显然，在高尔基看来，现实主义创作的首要要素就是事实，他甚至建议安德列耶夫直接把第十五个片断替换为从报纸上裁下来的报道，认为那样会更使人信服。安德列耶夫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次我完全，甚至彻头彻尾地不同意你的意见。”接下来，他一项项地反驳了高尔基对小说的看法，特别是提到了对文章进行“健康的修改”问题，认为那样一来就“破坏了小说的主旨”。至于其他的意见，他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我小说的主题是疯狂与恐惧。……我的看法，还有事实同样是很重要的。”
安德列耶夫在对《红笑》的修改上同高尔基的分歧与抗争不是单纯的一次创作分歧，而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前的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每每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安德列耶夫不仅拒绝了高尔基的建议，而且表现得非常强硬和决绝，这次简单的抗争可以视为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疏离的一次尝试，更是一次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的斗争。看得出，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在创作上的分歧从此开始公开化了，《红笑》是安德列耶夫创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安德列耶夫继续沿着他新开垦的道路前进。
交往后期——从分歧走向分手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都流亡到了国外，高尔基先去美国，计划依靠自己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为革命募集资金，结果未能如愿，后来，高尔基移居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安德列耶夫则去了芬兰，后来辗转到德国。导致安德列耶夫彻底陷入悲观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的事件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不幸。1906年12月，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任妻子维利格尔斯卡娅·安德列耶娃在德国死于产后热，爱妻的不幸去世对安德列耶夫是个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他很久都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疗养，他便建议安德列耶夫前去他那里散散心。安德列耶夫在他那里呆了近半年，并没有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安慰。深陷丧妻之痛的安德列耶夫很需要来自好友的普通人的同情和精神慰藉，但是在表达情感方面一直很矜持的高尔基不善辞令，也不会开导安德列耶夫，只是一味地同他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完全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感受，这令安德列耶夫很受伤害。他的苦闷愁绪得不到释放，那颗受伤的心灵也得不到安慰，半年之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卡普里亚岛。
失望的安德列耶夫在卡普里亚岛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素材，后来以此创作了小说《黑暗》，这部小说后来被高尔基认定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客观地评价，安德列耶夫的《黑暗》延续的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作家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假如还是要经过高尔基的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之后再发表，我们今天也许就没有机会看到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安德列耶夫了。
1907年《黑暗》的发表仅仅是两人关系破裂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