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在努力把欧洲结成一个反对苏联威胁的联合阵线的同时，他也谋求建立一种使欧洲连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从而最终结束来自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通过诸如加入北约、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及1963年签订的法德友好条约等倡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纳的声誉也大为提高。
十多年来阿登纳是我们自己的铁幕——个有着钢铁意志然而又有极大耐心的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信念，使他成为西方反对那个他认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压迫基础上的帝国的最有效、最有发言权和始终如一的代言人。尽管他表情严肃和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却同时是一位热情的、脾气好的、举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们的爱戴，对一个曾被引入迷途的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宽厚的父亲般的长者。
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上，阿登纳就象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着。对于他被打败的人民来说，他是一位〃老人〃，是国家蒙受耻辱和混乱时期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象征。他通过镇静自若、端庄自重，甚至还带有某种校长般的优越感消除人们的疑虑。在反对他的挡道人时，他是一位善于共谋的、无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他是新民主德国的忠实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内把它从一个国际流浪儿转变成可靠的自由堡垒。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是罕见的。他们通常是在纷乱的事件和外交礼节的范围内进行会晤，而这种会晤往往沉浸在回顾历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译们的包围下进行。笼罩在他们会晤中的国家自身利益的幽灵总是约束着相互间的友谊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我与许多外国领导人进行过友好的会晤，但是只有其中几个能称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十四年之久，无论当我们两人在朝或在野期间，这种友谊始终保持着。
1947年秋，我是众议院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之一，克里斯琴·赫脱为该委员会主席。我们访问了欧洲，为贯彻六月份已经宣布的马歇尔计划做一些说明。我们在德国的逗留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军的炸弹完全夷为平地，我们发现数以千计的家庭挤在倒塌楼房的瓦砾堆中和地堡内。食品奇缺，面黄饥瘦、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向我们走来，他们不是乞讨，而是向我们出售他们父亲的战争奖章或者用它们来换些东西吃。
另一位委员会的议员，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制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访问中他所遇见的孩子们所深深感动，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着的毛衣都给了他们。他后来对我们说：〃我把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一个大约十岁的怀里抱着一个约一岁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样处理那块巧克力的吗？她自己没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个小孩的嘴里，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叫他吃。看到她这样做时，我简直无法克制自己。我回到火车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给了孩子们。〃
在华盛顿，议会曾经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给我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们战争补贴；在艾森，我见到了一个矿工，他和他的妻子与二十二岁的儿子住在一个地窖里。虽然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但他既没有收到一分抚恤金，也没有得到一文救济金，因为他的伤残被认为并不那么严重。
在参观一个煤矿时，我们看到工人们把他们作为午餐的稀薄的没肉的汤节省下来，以便可以带回家去让家属分享。德国煤矿在工人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其产量却大大低于战前，因为矿工们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身体虚弱。
拒绝乞讨的儿童们和分享他们极少的食品的男人们，这一切都向我表明，阿登纳1945年下半年宣布的德国人民是〃深深地低着头，但……没有消沉。〃这句话说得对。
以卢修斯·克莱将军为首的美军占领当局曾向我们肯定地表示，德国人确实具有他们所需要的精神的力量来恢复元气。
克莱说，至今所缺乏的是领导。在战争期间德国失去了整整一代的潜在的领导人物，数千人因为与纳粹有联系而失去进入领导岗位的资格。他告诉我们德国必须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发掘和培养出一批全新的领导人，那些战时和战前时期的人不行。尤其急需的是要有一位坚强的献身于民主原则的国家领导人，他能够带领他的人民回到自由国家的大家庭中去，同时保护他们不受来自东方的新威胁。
克莱关于德国需要什么样的领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假设这样的一位领袖不能来自战前的队伍里的说法是错误的。
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父亲是科隆的一名法院职员，母亲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只知道康拉德父亲为了娶他母亲而放弃了在普鲁士军队里一个有发展前途的职务。父母勤劳，信仰宗教。康拉德在天主教堂里成长起来，并且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他的童年是严峻而简朴的，但也是无忧无虑的和令人喜爱的。家庭收入微保有一年，他家经济非常拮据，孩子们只能选择，是否几个星期天全家人的正餐不吃肉，以便积钱购买圣诞树和蜡烛。康拉德和其他孩子们挑选了圣诞树。
虽然在学校他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他父亲开始告诉他，家庭负担不起他上大学。尽管康拉德内心感到失望然而表面上看来处之泰然地接受了这个裁决，当了一名银行职员。工作了两周后，他父亲看到他非常可怜。于是，他进一步压缩了家庭支出，使这个孩子可以上大学，他在大学学习法律。康拉德知道，为了他能受教育，他的家庭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他发奋学习。为了增加学习时间，他有时在夜间把脚放在冷水桶里以保持头脑清醒。
年轻的康拉德的固执是与他的冒险精神相适应的。毕业后两年，他到一家属于科隆中心党的一名领导人的法律事务所工作。这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党，也是阿登纳自己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身。1906年的一天，二十九岁的阿登纳获悉，他的名叫科森的雇主打算派一名年轻的法官到科隆市参议会任职。他径直走到科森的办公室去要求道：〃为什么不委派我？我相信我和别人一样好。〃这样做需要有勇气，也需要有自信心，这两个特点在阿登纳一生中不断地得到体现。事实上，阿登纳是一位称职的律师和勤奋的工作者，他声称和别人一样优秀是绝对正确的。科森委派了他，阿登纳从此开始了持续达五十七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从年轻的阿登纳与四个朋友在农村游玩时的一张照片上看到，孩子们把他们的下巴都埋在干草堆里，他们都顽皮地咧着嘴在笑。只有阿登纳的脸上显出严肃、忧郁的表情，这种表情由于他的颧骨和嘴巴下面的深深的阴影而显得更为突出。但是在镜头里，他挥舞左手，举起的左手正好超过了草垛顶部。这是典型的阿登纳，虽然他故意地表现出含蓄和超然，也还是自得其乐的。
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是在他1953年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他当时七十六岁，他那没有表情的脸上布着纤细、匀称的皱纹，这些皱纹象是沙层滤过的清澈见底的沟水。尽管脸上还保留着从前那种超然的宁静，但又非草垛上照的那张脸了。四十一岁那年，他的司机有一次不小心与电车相撞。有着特有的禁欲主义的阿登纳自己从破损的汽车里爬了出来，镇静地向医院走去，他的脸上全是血。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用担架抬走了。。
阿登纳的颧骨碎了，面部其他处也受了伤，这次事故使他看起来更严肃了。后来许多作家把他的脸描写成象中国清朝官员的脸。这是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用老的庸俗的有关东方人的神秘莫测的话来描写阿登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负有盛名的美国第一任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另有一种描写。他告诉我：〃他有一张坚定的、不以苦乐为意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脸，他看上去像格罗尼莫。〃
由于阿登纳严肃的外表，他的许多批评者，甚至是对他了解不多的支持者都认为阿登纳是无幽默感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尽管他不是一个爱用双关语的、或是拍别人的背以示亲密的人，阿登纳的内心里是一位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位敏锐的、具有文雅的幽默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