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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种命运感，并不想为当总统而当总统。只有在他觉得唯独他能实现国家所需要的领导时，才愿意当总统。在政治活动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区别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头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则是做一番事业。戴高乐想要权力，并不是为了权力能为他做些什么，而是为了用权力去做些什么。
在放弃权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去夺回权力。他改造自己的个性，以求能成为伟大事件中的主宰。现在他轻蔑地注视着别人笨拙地处理小事情。
由于不耐烦再继续等待法国来召回他，便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建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使自己重登政坛。
1947年，冷战的阴云刚在地平线上出现，法国人民正忍受着物资匾乏、工资低、物价高的折磨。戴高乐没有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琐事。他说，他解放法国并不是为了〃操心通心粉供应定量问题的〃，相反，他瞩目于全球力量的问题，并宣告法国的伟大。
在那些混乱的岁月里，被法国人经常称为〃暴风雨中的人〃的戴高乐，他的政治股票戏剧性地上涨了。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比其他党派要多。从一开始戴高乐就禁止他的代表们支持任何政府，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兰西人民联盟与共产党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由于来自左、右两翼顽固的反对，几届中间派政府接连下台。但是，情况尽管如此，他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时，还是几乎不费气力而在改善国内和国际处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是沾了这位〃暴风雨中的人〃的光。戴高乐似乎也承认：〃共和国政府治理不好法国，但它把自己保卫得不错。〃——这是戴高乐在失望中向来访者说的话。
到1952年时，法兰西人民联盟显然已经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国了。在戴高乐命令他的代表们拒绝筹组政府的邀请后，党的纪律涣散了。到1953年，背叛联盟的人越来越多，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里的地位微弱。在以后的几次市议会竞选中，由于境况凄凉，戴高乐便脱离了这个运动。
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段长插曲证明，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并不一定是一贯正确的。戴高乐对未来看得很远，但是有时现实却愚弄了他。有时他对他的人民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时候，他又不关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党的失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对议会制政体的批评将证实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时机还未成熟，他为实现预言所做的努力却带来了灾难住的后果。
造成戴高乐重新掌权的危机起源于1954年下半年，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穆斯林人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且开始发动游击战争来反对法国的殖民当局。战争拖延了多年，随着战争受挫，法国军队的残忍性在增长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表明，是战是和，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1958年，这个政权无力解决它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导致了一次政府危机。特别是1954年军队在印度支那蒙受失败的耻辱后，法国军队已下定决心，将不惜一切代价使法属阿尔及利亚仍归属法国。戴高乐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与军队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反对法国政府，准备在政府没有能力时采取行动。
当阿尔及利亚问题达到危急关头时，第四共和国正处在从戴高乐1946年辞职以来的第二十四次内阁危机中，无政府状态几乎已达一个月之久。一群暴徒袭击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大楼，而当地治安部队却静悄悄地在一旁观看。将军们在重新建立秩序的借口下，推翻了法国阿尔及利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后，驻守在科西嘉岛上的军队参加到反叛将军一方去了。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打算继续干下去，想在几天之内征服宗主国法国，政府却没有能力来阻挡他们。
在整个事件中，戴高乐表现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绝谴责，也拒绝公开赞同军事政变，尽管卷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于在他最后宣布已经：〃准备接管共和国权力〃的时候大家都听他的。他一直注视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用尽他们所有的招数，最后转而向他求教的时候，便可以按他的条件进行合作。
虽然政府对他提出的条件唯命是从，可是这些条件中并没有使他成为独裁者的条件，然而，许多法国人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传记作者布莱恩·克罗泽写道：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到戴高乐接管政权时，第四共和国政府已分崩离析，陷入如此可怜的状态。如果说戴高乐是靠政变上了台的，那就错了。
他不过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权免受痛苦而给予慈悲的一击而已。
戴高乐要求第四共和国授予他权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通过这些办法，他颁布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宪法的核心是总统的职权。总统被授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而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这样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而这些状态曾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
有人批评戴高乐给了总统如此多的权力。但是从事后清醒的认识来看，我认为这部宪法给法国带来的政治稳定是戴高乐的最大的遗产，正如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总是我去机场迎接来访的各国首相。
因为按当时的外交礼仪，文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去机场欢迎采访的国家元首。在戴高乐重新掌权之前的年月里，我几乎每单双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国总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仍旧没有摆脱政局不稳的局面，而戴高乐却在法国解决了。任何一个精明的制宪法学者都可能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政府结构。但是只有戴高乐既能预见到对它的需要，而又有权力去颁布它。
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给了卡珊德拉预知未来的天赋，但是后来又使听过她警告的人不相信这些预言的手段，把这种天赋变成对别人的咒骂。戴高乐知道光有先见之明是不够的。一个领袖人物不仅必须正确决定该做什么，而且还应该说服别人。
去行动。白宫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感受过卡珊德拉的咒骂，都面临过这样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看到有一条正确道路可走的时候，推动不了官僚机构、国会或公众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剑刃》中，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必须能够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国中树立信任精神，他必须能够确定他的权威〃。
戴高乐争辩说，权威来自名望。而名望〃大体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决于具有基本的天赋。而天赋是一种无法分析的天生的颖悟〃。这种天赋是少见的。他写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说在出生时就具有这种洋溢着的权威的品质，它就象一种液体，尽管不能确切他说出它的成分是什么。〃
这一点近来常用〃领袖魅力〃这样一个时髦词汇来表示，它仍然是一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品质。
戴高乐写道，除了这个无法言传的品质外，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三种具体的品质：神秘、性格和庄严。〃首要地，〃他声称，〃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为亲近滋长轻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的神龛，任何人在他的贴身侍仆眼里都成不了什么英雄。〃领导者在他的计划和举止中，必须永远有些东西使别人感到高深莫测，这些东西使其他人迷惑、冲动，而又能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我口忆起1963年11月，戴高乐来华盛顿参加肯尼迪总统葬礼时那种引人注目的仪态，仍然历历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从我们下榻的五月花饭店的一个套房的窗户里观看送葬行列。
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将成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后面。戴高乐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举止庄严、形象和领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过他人。
每当我见到戴高乐时，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会见，他都显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贵的仪态。他的果断的举止，使他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