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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诗几年了，有没有写得像点样子的，等我闲了，把你写得像点样子的拿来给我批评批评，你他妈的别以为我不行，我写东西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不信我马上写给你看，小姐，拿纸和笔来。服务员拿来了一张巴掌大的空白账单和一支圆珠笔，周亚振边上的人赶紧把他面前的碗碟和酒杯推开，又拿餐巾纸把桌面擦干净。周亚振站了起来，他微微歪着头，一只手抓住圆珠笔的上端，那架势仿佛是在挥毫泼墨。略做沉吟，他在空白账单上写下了两行诗，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扔，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边上的人拿起墨宝，大声读了出来：
春风拂钟山
改革花烂漫
桌上的人除了丁路都一致大声叫好（我也跟着乱喊了几声），还有人点评说那个“拂”字用得是如何如何恰到好处，如果用“吹”字，意境就差了很多。丁路虽然有一身诗人的铮铮傲骨，无奈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红着脸，尴尬地笑了笑，他以为这样就行了。可周亚振并没有放过他：我写得怎么样，说。丁路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了些什么。周亚振有点不高兴了：你还写诗呢，连话都说不清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在桌下使劲捅了捅丁路，他这才说，嗯，好，是蛮好的。散了席，周亚振东倒西歪地被人给扶走了，只剩下了丁路和我，他说，操，老子今天被姓周的这个王八蛋给强奸了。
离开单位后，丁路基本上没了收入（那偶尔三五块钱的稿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只是靠着一点微薄的积蓄和父母的补贴生活，日子过得异常艰苦，说实话，他没有被饿死真是一个奇迹。记得有一次他到我这里来蹭饭，小半锅饭，除了我吃了一碗，剩下的他全吃光了。我简直被他的胃口给吓住了，他告诉我，他已经连续喝了三天稀饭了，实在是饿得够呛。我说你怎么不回父母家去吃饭呢？他说不愿回，一回去父母亲就要跟他唠叨让他工作的事，烦得不行。他不仅常到我这里来蹭饭，所有的朋友那儿他都去蹭，吃起来也没什么讲究，菜好坏无所谓，但饭的分量一定要足，吃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问，饭还有吧，饭还有吧？要是有人叫他去哪儿玩，他最关心的也是，有饭吃吗？
丁路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太好，艰苦的生活更加损害了他的健康，几年下来，他瘦得只剩一根筋了。胃也坏了，头顶也秃了一大块，还有牙齿，三天两头发炎，一颗接一颗地拔，终于有一天，我去他那儿玩，发现他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脸好像变短了，说起话来也口不关风。再一细看，原来他满口的牙齿都没了。他告诉我，他去医院把牙齿全拔了，过些日子等伤口长好了，就去装一口假牙。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黑洞洞的嘴巴，真为他感到心酸，三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口牙齿都没了，我们的诗人都过成什么样啦！我在他家的茶几上，还看见一只小碗，碗上盖着个用塑料可口可乐瓶子的上面部分剪出来的一个凸起的盖子，我揭开盖子一看，里面是几块酱豆腐，其中一块已剩了一小半，不用说，这就是没牙的诗人这些日子的菜肴了。后来，当他满口白森森的假牙装好了，吃起东西来仍然不是很利索，稍硬一点的东西都不太能嚼，否则牙床疼，我就跟他调侃，让他把假牙取下来抓在手上，直接在手上嚼东西，等嚼烂后，再连同假牙一起塞回到嘴中。
就是这么艰苦的生活，丁路也从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相反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他曾跟我说过，等以后他有钱了，他要在玄武湖边上买一套漂亮的房子，好好地装修一下，作为工作室。那一定非常不错，写诗写累了，出来在湖边溜达溜达，看看湖光山色，完了再回去写。我说你是不是疯了，还想要个工作室呢。他奇怪地看着我，说如果普西金想要个工作室，你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怎么我想要个工作室，你就会这么大惊小怪？算了吧兄弟，我说，你看你现在的日子都过成什么样啦，还是实际点，趁年纪不是太老，找个女人过日子才是个正经事。他说你知道吗，毕加索七八十岁的时候，想跟他睡觉的女人，还得排着队走后门呢。噢，天哪，他大概还想等成名以后，女人也都来排着队跟他睡觉呢。
我以为他是有些过分乐观了。且不论他诗写得到底如何（这玩艺儿我也不是太懂），单就他一年也难得发表几首诗来看，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名呢？他也承认这确实是个问题。他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发表诗的刊物太少，再加上那些诗歌编辑大多是些色鬼，他们哪里懂什么诗的好坏，除了发名诗人的诗之外，就只喜欢发年轻姑娘的诗了。尽管如此，他觉得只要坚持下去，慢慢积累些名气，最终发表会不成问题的。我给他提了个建议，既然那些诗歌编辑大多是些色鬼，那他不妨在自己的名字上动动脑筋，给自己取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比如叫丁小花，或是丁美丽，反正投稿也不用注明作者性别的，在投稿信上也不妨撒个娇卖个痴，让那些色鬼编辑产生错觉，以为他是个如花似玉的闺女，这样一来，说不定发表也就不成问题了。我的建议当然是跟他开玩笑，不过却给了他启发，他开始琢磨起除了单纯的写诗之外其他的成名途径了。
有一阵子，他总是动员我给他搞个访谈录，按他的说法，这会对他的成名有所帮助。对此我深表怀疑，主要是怕做无用功——这访谈录到哪儿去发表呀？如果发表不出来，那我不是白忙乎了。我一再敷衍他，可最终还是架不住他软缠硬磨，答应给他搞了。事先他跟我大致讨论了该问哪些问题不该问哪些问题，然后我拟出了一份访谈提纲，让他审阅修改，完了我拿上录音机，就正式开始搞他的访谈了。
访谈是在他家进行的，搞了一下午，他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喝着茶，像个大师一般对我的提问侃侃而谈。有时他谈得兴奋起来，会抛开我的问题，岔到其他事情上去。他谈到了充满幻想的童年，谈到了美好的初恋以及那次失败的婚姻，谈到了面对经济大潮一个诗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大体说来，他谈得也还蛮像那么回事的。尤其是他谈到童年和初恋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料到，他才十三岁多点，就有了第一次梦遗，开始了骚动不安的青春期（他提醒我，在整理成文的时候，梦遗这一段要删掉）。他的叙述感情投入，不乏精彩生动的细节，确实能让人窥见一个天才的成长历程。当然，我这么说的前提就是，他以后真成了大名，被世人公认是个天才了。否则的话，让人窥见的就只能是一个傻瓜的成长历程了。
可是，当访谈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部分，也就是当他谈到自己的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上路子了。他说的都是些什么呀！他说，他那些不朽的诗篇并不是他创作出来的，而只是在某一些神秘的时刻，上帝通过他的手传达给世人的，所以对于他来说，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等待那些神秘时刻降临的过程，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用再干了，也干不出什么了。他还奉劝那些靠努力和用功来写诗的人，放弃这个行当吧，不要无谓地浪费时间了，他们缺乏天才，根本不是干这个的料，诗人是天生的，而不是靠努力和用功就能成为的，努力和用功只能造就一个工匠，绝不能造就一个诗人。我的天，这么说话需要何等的实力和自信啊，这小子是不是疯掉啦！同时，我还想像着他整天坐在他那狗窝一般的家里，昂首向天，等待着那些神秘时刻的降临，就仿佛一条狗在昂着头等待着主人扔给它的一根骨头。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委婉地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说谈诗的这部分是不是有点过了，能不能说得含蓄一点，比如把“天才”这个词改成“天赋”，“靠努力和用功”什么的就不要谈了，毕竟别人怎么写诗是别人的事情，与他并不相干，他只需谈自己怎么写诗就成了。不行，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道，这是整个访谈的精华部分，绝不能动，就按我说的整理。操，他还来劲儿了，那就不动吧，随他去了，反正出丑的又不是我。但是，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访谈者能否不用我的真名，用一个笔名？他说这个就无所谓啦，谁在意你啊，真名笔名的就随你便吧。
在访谈的最后，他还说了一些别别扭扭的话，比如，他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汉语诗歌写作者”，对当前的“汉语诗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