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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得如此极端，则主要是因为海南当时特殊的人口构成。虽然在海南的实验中，也有一些如李耀祺式的旧官僚，但其主体仍然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金融才俊（虽然他们还远远不是金融家，但他们在当时非常少见的专业背景使他们比别人更有希望成为未来的金融家）。经验的缺乏与激情的过剩都很容易使这些年轻人失控。与大部分旧式官僚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对海南的激情并非完全出于对金钱的冲动，然而，在极短的时间中，这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与旧官僚殊途同归，实在让人慨叹体制无所不在的强大同化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海南，就特别伤感的原因。的确，在决定个人命运的所有因素中，较之于制度，个人的才智、性格及修养，实在太过渺小。制度无常，命运即无常。
如果说海南模式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海南实在太脆弱了。无论是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地缘条件，海南都无法与其他特区及内地其他大城市相比，而金融根本无法脱离这些基础而单独繁荣。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海南的金融人在地产泡沫崩溃之后，也曾作过艰难的挣扎，并将业务伸向内地和其他诸如证券之类的新生领域，但无奈海南大本营的资源实在过于贫瘠。所以，这种模式才在海南崩溃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在其他地区不会崩溃。实际上，最近的迹象已经显示，其他特区和内地大城市正在面临同样的困窘。以这个角度观察，那些在中国其他地区从事同样金融冒险生涯的金融家们，不过是走运的时间更长一些。他们偷吃了河豚，却没有死去。但很显然，这只是一种巧合。
十多年了，我们被大潮裹挟着东奔西走，左冲右突，从未有时间仔细端详我们的过去。十年的时间只是历史的一刹那，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对于中国改革，海南短暂的历史却显得格外凝重。远远的回头望去，那些被埋葬在废墟之下的昔日英雄，就像陈列在改革祭台上的祭献。在中国，这或许是一个必然的仪式，但没有什么仪式比这更原始、更让人不堪回首了。
上海—深圳：边缘的游走
在讨论培养金融人才这一话题的时候，一位朋友很黑色地幽默道：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
仰融：看不见的金融家。
从1993年年中实施的紧急宏观调控开始，中国的金融改革即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在金融的宏观体制方面作了某些新的尝试，比如设立政策性银行、外汇体制改革等，但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仍然服务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路，表现出渐进和不透明的鲜明特色。这与第一阶段的金融改革在精神上实际是一脉相承。不过，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金融领域衍生出一块更大的体制外生存空间——中国证券市场。与当初局限于某一区域的信托业相比，中国证券市场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其聚集资金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当年的信托业。以今天中国证券市场动辄几千亿的进出，当年的信托业简直就是小打小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加让人眼热心跳的巨大舞台。于是，一批老英雄和一批后来者，在这里开始了他们更加宏大的淘金之旅。由于传统行政官员对证券市场几乎完全无知，所以，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又是一批年轻人。
仰融，中国资本市场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其神秘倒不是因为积累了号称70亿的身价，而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富豪，我们对他的过去竟然浑然不知。以至于有人猜测，仰融原本不姓仰，因为在中国姓氏中根本就没有“仰”这个姓。仰融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其意为“仰慕金融”。这位人士进一步发挥想象力猜测到，仰融曾经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整过容。虽然，对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怀疑，但在一个透明程度仍然止步于传统社会的舆论环境中，小道消息的流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实际上，今天这种对仰融们莫衷一是的传言，正是对我们的公开舆论长期缄默的一种历史报复。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仰融的简历是如此残缺：仰融，45岁（？），安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之所以一一加上问号，实在是因为我们无法考证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在2002年1月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的一篇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文章中（这是惟一一篇似乎直接采访到了仰融本人的访谈），作者在介绍仰融的籍贯时，也只是称：“经国外专业调查公司查证，籍贯安徽的仰融与中国政要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很显然，这种介绍方式非但不能撇清人们对中国富豪惯有的背景联想，也同时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无真正的把握。一个在中国资本市场拥有数家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其最基本的情况竟然要靠外国调查公司提供，这不仅与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不符，更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在中国，新富阶层的麻烦，经常发韧于公众这种带有强烈民愤色彩的好奇心。仰融深谙这种国情，所以仰融明智地保持了将近十年的低调。这种风格与中国许多暴发户愚蠢的炫耀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仰融超凡的克制与冷静。不过，仰融还是出事了。
2002年4月之后，有关仰融出事的消息，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小道消息无奇不有。有人说仰融已经被有关部门“双规”，也有人说，仰融已经远走他乡，避走于美国、加拿大一带。最有想象力的猜测是，仰融正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看守之下，在缅甸一带清收资产，因为仰融在当地设立了多家洗钱公司。铺陈如此具体的细节，猜测者肯定是想证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猜测归猜测，但苏强——这位追随了仰融十多年的左膀右臂，还是间接证实了老师的下落。在一次采访中，苏强说，我很尊重仰总，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是仰总带出来的……但我们是职业经理人。话语中替恩师惋惜，与恩师告别的意思已经一目了然。以苏强与仰融几乎一样的沉稳性格，这句话其实已经证实，仰融出事了。这批在混乱时代追随仰融并逐渐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后生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挥别过去，在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他们更加名正言顺的宏图伟业。毕竟，他们还年轻，有着同时代人根本无法企及的金融及管理历练，有比恩师传承的更加可为的事业前景。然而，混乱时代真的结束了吗？苏强们的职业经理人之梦真的可以就此开始了吗？游戏规则真的已经天翻地覆了吗？恐怕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能是苏强们的一种个人愿望。作为华晨神秘内幕的见证者，苏强们肯定已经忐忑地意识到，历史并不能轻松割断。这大概也是苏强们——这批青春岁月即遭逢混乱时代的青年们无法摆脱的特殊困扰。混乱造就了这批年轻人，恰如造就了他们的仰总，但混乱会毁掉他们吗？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那么，仰融与华晨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更不愿为人知的历史呢？
就我们现在所能知悉的公开材料，仰融的华晨帝国发端于两个公司，一是1990年注册于百慕大（Bermuda）的“华晨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HoldingsLtd。）。仰融以董事长身份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100％的股份。第二家则是1991年2月注册于香港的“华博财务公司”（BroadsinoFinanceCo。Ltd。），出资人为仰融及郑金海。仰融占有股权70％。以这两家公司开始，仰融开始了气势恢宏的金融跋涉。现在熟悉资本运作的人们大多已经知道，在百慕大成立公司意味着资本运作的第一步。但在1990年，这个即便是中国金融专业人士对这类操作也相当陌生的时期，仰融就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眼光。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仰融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觉醒者。而仰融在其后一系列稳健而成功的操作更进一步证明，仰融不只是一个敏锐的先行者，而且还是一个老练的金融资本家。实际上，在仰融之后的黄鸿年所缔造的“中策模式”，虽然更为轰动和知名，但远远没有仰融成功。而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资本市场诞生的所谓庄家，与仰融相比，更是等而下之。从专业角度讲，仰融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金融资本家。不过，这种天赋并不是华晨成功的惟一因素，更不能保证仰融能够继续做他的金融家。决定仰融命运的还有仰融不能回避的“出身”。
已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