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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监狱长说:“莫慌!莫慌!我们马上去医院!”
赵监狱长命令任思嘉、王莹等把洪月娥押回清水潭女监,她自己陪我上了警车,直奔西源市人民医院。医生给小黛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折腾了许久,小黛才慢慢睁开眼,不住哼哼唧唧,却说不清一句话。更要命的,是她的黑眼仁儿集中不到眼珠子中间来。那一粒人见人爱的黑葡萄儿,一会滑向眼珠左边,一会又滑向眼珠右边,一会藏在上面,一会又躲到下面,眼里总是大片眼白,看人看东西都是傻乎乎的。我心里一阵阵刀剜针扎似的痛,叫又不敢叫,哭又不敢哭,只顾眼泪哗哗流。
接着,医生给章黛做了CT和核磁共振检查,诊断出章黛右脑腔隙轻度梗阻,是受到猝不及防的巨大惊吓造成的。天呀,我哪有勇气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小黛小小年纪,要是落下个脑病,连话也不会说,将来怎么上学,怎么生活?
医生就宽慰我,说现代医学发达,这种病症并非无药可治。
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慢慢地打针服药,把梗阻在脑腔隙的小血块化解,打通,一般来说,还是可以康复如初的。
隔天,小黛她爸崔一峰从省城赶来了,看到孩子成了个哑巴,恨得牙根咯巴咯巴响:“狗日的洪月娥,我恨不得亲手宰了她!”
任思嘉等姐妹也来看望小黛,见小黛只会翻白眼,自然又想起洪月娥持枪拒捕的穷凶极恶,也忍不住骂声连天:“这个洪月娥,真该千刀万剐!”
我自己天天守在小黛床前,看见小黛脸色苍白,看见小黛目光呆滞,看见小黛时不时抱着小脑袋哼哼唧唧,看见小黛想说话却说不出一句话,就一边落泪,一边把洪月娥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女人哪还有一点人味啊!她贪污盗窃,败坏人民警察的荣誉;她劫持自己的干女儿,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牲!我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发誓:洪月娥,与公与私,我都跟你不共戴天!
在医院里,我和崔一峰除了看护小黛,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洪月娥。我们都是老政法干部,对刑法了如指掌。我们一桩桩罗列洪月娥的罪行:她与朱亦龙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她接受梁佩芬的贿赂,徇私枉法;她劫持儿童,持枪拒捕根据《刑法》第238条,第239条和第383条第2款,她洪月娥已经足够处以极刑而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西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传我出庭作证的通知书。我和崔一峰都意识到,我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我把小黛交给她爸看护的时候,崔一峰说:上了法庭,你该知道说些啥吧?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放心,我知道!
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感到法律至高无上的威严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审判台上,正中坐着身穿白色制服的审判长,左边坐着穿同样制服的书记员,右边坐着穿墨绿制服的公诉人。
审判席右侧的座位上,坐着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对审判台的被告席上,站着我的仇人洪月娥。她身上的警服被扒下了,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便服,像只其丑无比的大灰狼。证人席在被告席旁边约三四步远。这样的距离使我想起追捕洪月娥的时候,她就在咫尺之间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但是,今天我们俩互换了位置,我的证词将像出膛的子弹,有足够的杀伤力把她置于死地!
我从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听到听众席上掀起一阵细微的喧哗,随即有许多同情的目光向我集射过来。我知道,洪月娥被捕之后半个多月,一个小小的西源市,早把洪月娥的对立面—我的不幸的故事,传播得家喻户晓。正义的舆论站在我的一边那是肯定无疑的。我向右侧身,望了眼庄严的国徽;我向左侧身,正面对听众。听众席上座无虚席,坐满了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各界代表;其中有一大片橄榄绿,因为洪月娥案发生在清水潭女监,女监理所当然来了许多代表。我看到了任思嘉、王莹、林红、董雪等等熟悉的面孔。越过黑压压的人群,我向她们投去匆匆一瞥,任思嘉等人把灼亮的目光迎了上来,传递着姐妹们冲天的义愤。
我在心里暗想:洪月娥的案子大概已经审得差不多了,也许我今天的证词就是要她小命儿的一颗子弹。于是顿时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腰板挺得直溜溜地站在证人席上。
一会儿,审判长宣布开庭。他扼要地作了案情介绍。他说,通过半个多月的审理,被告对贪污盗窃罪、接受贿赂罪,已经供认不讳,并由谢芳、杨罗亭等作证坐实。现在,需要章彬彬出庭作证的,是被告的劫持儿童和持枪拒捕罪。审判长说,章彬彬是清水潭女监第五大队副大队长,既是擒获案犯的主要干警,又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她的证词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
刹那间,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我觉得整个法庭,不,是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听众都在凝神倾听我的叙述和证词。我从谢芳的丈夫高汉文如何向我报告,朱亦龙如何绑架我,我又如何逃脱他的魔爪,一直说到洪月娥劫持章黛仓皇出逃,说到她在半途被我们截住,说到她胁迫赵监狱长和女警官们放下武器,说到她一再叫嚷要向我们开枪事件的全过程和细枝末节,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就像听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按照我这些日子的情绪,我完全会用一种控诉的语调来叙述这一切,但是,当我面对庄严的国徽,面对代表法律权威的法官与检察官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忘记自己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也忘了自己就是那个被洪月娥用枪口指着脑门的警官,正义的良知提醒我,应当把事件叙述得百分之百真实,连语气也变得非常冷静、客观、平和。
审判长质问洪月娥:“被告,证人所说的证词,都是事实吗?”
洪月娥回答:“是事实,全部都是事实。”
听众席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私语。毫无疑问,人们觉得根据这些罪行,原告已经足够被法律钉在死刑柱上。
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时站了起来。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穿一身紫罗兰色西装套裙,白皙光鲜的前额显出一个知识女性的高贵,而职业的严谨使她的圆脸冷若冰霜。获准审判长的同意后,她对我进行一连串追问:
“请问证人:被告劫持儿童仓皇出逃的时候,她携带什么武器?”
“六四式手枪一支。”
“她的子弹盒里有多少发子弹?”
“两排,共20发子弹。”
“被告胁迫追捕的女警官们放下武器之后,她真的想向女警官们开枪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看她当时的确有向我们开枪的念头。”
“可是,她最后有没有开枪?”
“开了一枪。”
“好,现在我要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原告这一枪,是朝赵监狱长开的,还是朝证人你开的?是朝天开的,还是朝自己开的?请证人不要轻易回答,先想三分钟,想好了,才给法庭一个真实的回答!”
我立时看出这位律师是个富有经验的高手。她深知洪月娥罪孽深重,法网难逃,不可能完全为她开脱;她惟一能做的,仅仅是为被告作从宽辩护,争取她免于一死。
辩护人虽然是向我发问,但这个问题肯定在许多人心里引起震动,整个法庭一下陷入肃穆的沉默之中。我立时意识到,辩护人与其说是空出时间让我思考,还不如说,是让我事先进行一番灵魂的自我叩问。在这关键时刻,我是站在法律的公正的立场,还是偏执于一己私仇;是理智地面对事实,还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对某个重要细节稍稍修正。我心灵的指针只要有那么一点偏差,也许就足以把一个大活人的生命一笔勾销。
刹那间,我想起洪月娥曾经给过小黛的许多母爱,想起她在工作上也有过许多成绩,想起她被我们截住之后,她挟持一个九岁儿童,胁迫监狱长、我和八名女警官都放下了手枪,而她的手枪里分明有20颗子弹,要击中监狱长,击中我和我的女儿,击中其他所有的女警官,对于一个射击高手来说,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她完全能够打死我们当中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后与我们同归于尽。但是,洪月娥没有这样做。在最后时刻,她终于良心发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一事实,恰恰是在这些日子里,处于仇恨和痛苦熬煎之中的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