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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梁佩芬是在上大学时开始谈恋爱的。毕业那年结了婚。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们出身不同，社会这个大舞台为我们提供的条件并不平等。梁佩芬因为有个好爸爸，一毕业就进了党政机关，我是平民家庭出身，只能在一所普通中学当教员。我们俩就像在同一条跑道上，兔子与蜗牛赛跑，差距愈来愈大。她很快当上科长、局长、副县长、县长、副市长，我呢，干了十年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中学教员。那时候，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是没有职务的，人家也不知是可怜我呢，还是尊重我，说过我的姓名之后，总要加上一句：“他是我们梁县长的先生。”“他是我们梁市长的先生。”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顶附加的桂冠。我感到我不是一个独立的大男人，而是她梁佩芬的附属品。梁佩芬在家里也是颐指气使的，好像我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仆人，要我办个事儿，都是“喂，你过来一下！”“喂，你去干个啥！”就像指使她的小秘书。我又是个天生不肯惧内的人，在家里总和梁佩芬磕磕碰碰，早就不堪忍受这种寒酸、压抑和孤独的处境。
梁佩芬显然也发现我们关系中的尴尬。到了她握有常务副市长大权的时候，她给市委组织部长递了个眼色，不久，我就成为市经委的副主任，再过两年，我又当上主任。按说，地位相对地平衡了，我们的关系要日趋和谐才对。可是，没有！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有。因为这时我也有职有权了，巴结我求助我的人蜂拥而来。我的身边开始不缺女人。我身为市经委主任，管辖着一市八县的工交企业，下属的工厂、公司有上百家，你看有多少女人，和多少男人通过女人，来向我频送秋波大献殷勤。老实跟你们说吧，这些年我经手过的漂亮姑娘，没有一个排，也有两个班！但是，叫我真正动情的，是一个才二十岁的四川妹子。她毕业于重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挺有文化品位，又能歌善舞，不甘心只拿歌舞团那几个死工资，就跑到Ａ省来当歌星。我第一回听她的歌，就完全着迷了，牛气十足地献上个大花篮，红包是一万元！
很快，她成为我金屋藏娇的“小蜜”。咳，她那份清纯，温柔，美丽和浪漫，完全征服了我，就像西施征服了吴王夫差，貂蝉征服了大将吕布，海伦征服了伊利昂城王子一样，我深陷泥淖，不能自拔。
按说，为了我和那个川妹子的缘分，梁佩芬的锒铛入狱，正是一个天赐良机。梁佩芬在大牢里关上十五年，我和川妹子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合法夫妻。但是，我又念着梁佩芬手头还有一大笔海外存款。她的受贿案发了之后，虽然也抄过家，而且抄走不少现款和金银首饰，但是，这仅仅是她的不义之财的一小部分。梁佩芬是个欲壑难填，敛财手段极其高明的女人。在她主持之下，她与港澳台商谈过十多个开发项目，光是经她的手廉价贱卖出的土地就多达６００多亩。那些从国库中得到巨大好处的商场老手，自然不会吝惜拨拉一勺残羹剩菜给别人分享。开头，梁佩芬这类活动对我也绝对保密。直到有一回，一位港商单独来我们家作客，临走时在他坐过的沙发上，悄悄留下一大沓用红纸包好的港币，我才发现其中的奥秘。从此，梁佩芬不再回避我了，有时深更半夜参加外事活动回来，也不顾劳累，一个人倚在床头上，有滋有味地点着挺括作响的美元和港币，疲惫的脸上尽是忍不住的笑容，比小孩子过大年还要高兴。然而，这些收人完全归她个人掌握。她说这是她的私房钱，绝对不许我问津。也许从那时起，她肯定听到了关于我的一些风言风语，女人对男人在情场上的风流韵事是特别敏感而警惕的，她对我就不能不防着一手。
再后来，我发现梁佩芬又在不断地转移这笔不义之财。她每次出国或赴港澳办理公务，都把积攒下来的美元、港币悄悄带出去，存入香港银行或国外银行。而这些国外和境外的存单和存折，她存放在一个绝对秘密又绝对保险的地方，连我也不能知道。她没有入监时，我一无所知；她入监之后，我在屋里翻箱倒柜，也没能找到。因此，我断定最大的可能，是她转移到她娘家去了。她一出狱，就闹着要回省城养病，更加让我坚信这个猜测。
就是为着这一大笔存款，在梁佩芬入狱之后，我在表面上对她关怀备至，每月探监两次，像运输大队长那样源源不绝地给送去各种好吃的糕点食品。同时，还千方百计为她办成了保外就医。她出监的第一个夜晚，我就跟她摊牌。我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如果不是我在外头大把大把使钱，甚至搭上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你梁佩芬至今还得在狱中受苦。仅仅为了这一点，你是不该独吞那一大笔海外存款的，对半分，四六分，都天经地义。
梁佩芬连连冷笑：“怎么样？想用我的钱去养你的川妹子‘小蜜’？做梦去吧，你！”我一再申辩根本就没那回事，可是梁佩芬一百个不相信。也难怪她不相信，梁佩芬入狱后，我是有点张狂得晕了头，常常带着那个川妹子出入于娱乐场所，她不能不早有风闻。最后，我退到三七分，二八分，她固守阵地，寸土不让。
这样，我每次回到省城，表面上是去看看老岳母，看看梁佩芬，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那笔钱。
我早就注意到，梁佩芬的裤腰带上拴着一串钥匙，像贾宝玉脖子上吊着一块通灵宝玉，那是她的命根子，连晚上睡觉也不肯解下来。我判断，那笔巨款和这串钥匙肯定有关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她把存款单藏在卧房的哪个抽屉或哪个柜子里。她防我像防贼一样，绝对不准我碰一碰她那串钥匙。在饭厅吃饭的时候，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是相安无事，有说有笑的，但是，一关起门来，我们就为了那笔存款吵得不可开交。说真的，看着梁佩芬像阿巴公一样视钱如命，看着她冷若冰霜一脸讥诮，我亲手掐死她的念头，也不知在脑子里闪过了多少回了！但是，我不敢这样做，一、我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二、我们的婷婷不能没有妈妈；三、也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
到了９月１８日这天，清水潭女监发生洪月娥劫持儿童拒捕事件，震惊全市。而我，更是万分恐慌。因为洪月娥一落入法网，她接受贿赂弄虚作假给梁佩芬办保外就医手续，迟早必将败露无疑。这事一露馅，梁佩芬就要再进监狱，我当然也脱不了干系，甚至也要进局子。就算我不会判刑问罪，梁佩芬再进女监，我也别想拿到她那一大笔海外存款了。而这个时候，我和那个川妹子正打得火热。当今社会，养个“小蜜”要花多少钱，你们是很难想象的。我要给她买高级服装，买高级化妆品，还要租房子，上馆子，上歌舞厅，那个妞儿还特别爱玩，喜欢到处旅游。
那该死的女人把我看成一棵摇钱树，以为她想要什么我就能给她什么。在一次疯狂做爱之后，她还要求我带她去香港、澳门和新、马、泰走一圈，我也痛快地答应了。我自己不多的积蓄像流水一样，早就哗哗地流光了，我就不能不特别看重梁佩芬手头那一大笔钱。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喝了一瓶酒，抽了两包烟，一直熬到天亮的时候，我下了狠心：除非杀了梁佩芬，我别无选择！
当然，与此同时，一个完整的万无一失的计划也在我心头形成。我毕竟是个活了四十多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绝对把握，我可不会轻易杀人。我早注意到，梁佩芬出狱后，一直心神不定，睡眠不好，每晚睡前都得服用一粒安神补脑胶囊。
我只要在这安眠药中做点手脚，就能让她一命归阴。
第二天，也就是９月１９日，像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到市郊化工厂检查工作，借口要消灭家中的鼠害而向他们要了一小瓶氰化钾。然后，我到药店买了一盒安神补脑胶囊。这种胶囊嵌在一种硬壳塑胶片中，我把其中的第十粒取下来，将胶囊中原有的药粉全部掏空，注入少量氰化钾，然后又再将这粒胶囊嵌入塑胶片中。因为我曾是一名化学老师，自然能把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我为什么要选择第十粒，而不是第五、第六、第七粒来做手脚呢？因为这种胶囊每片二十粒，第十粒不前不后，恰在中间的位置，梁佩芬每晚服一粒，不管是从这头抠过来，还是从那头抠过去，都得过了十天左右才能服用这颗含有氰化钾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