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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母还说了许多气话。她说，她恨自己实在老了，瘫在床上，不能去西源市找杨罗亭算账；手又颤颤抖抖的，想写封信骂他也动不了笔；挂长途电话吧，杨罗亭那狗日的接也不愿接。
对伯母这些话我深信不疑。年轻时伯母是梁老那个独立师卫生队的指导员，后来，跟着梁老下地方，在公安部门当一名不大不小的官儿。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把她锤炼成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如果她没有离休，如果她不是瘫在床上，她真有可能把杨罗亭撕成碎片。
但是，疾病把这个心高气傲的老太太完全挫败了。最后，她的双手握住我的手，把满腔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说：“彬彬哪，你在西源市工作，能常常见到杨罗亭，你去找他说说，问问他杨家哪一窟祖坟冒过烟？要不是咱梁家一手提携，他凭啥能当上个七品芝麻官？是人么，总得讲点良心吧！”
伯母发现自己太激动，强忍怒火，万分无奈地把话说得委婉些：“当然，彬彬哪，你还是以劝说为主，不要像我这样大动肝火。哎，有啥法子哟，家里的桶儿散了还是家里箍呀，哪怕是一只臭烘烘的粪桶，咱也希望它不要散，何况咱佩芬是这样个情况，咱外孙女婷婷还小！”
我明明知道自己才几斤几两，是绝对不堪重任的。但是，为了给老人一点慰藉，我还是不住点头：“好的，好的，伯母！我一定会找杨罗亭谈一谈。”
当天，我回家之后，崔一峰笑哈哈问道：“怎么样？给梁佩芬狠狠数落一场吧？”我应付道：“还好，还好！”梁佩芬和梁伯母给我说的那些话，我只字未提。
到梁府走了这一趟，我心里有好长好长时间不得安宁。有时，我想起梁佩芬那一张红扑扑的臭脸和那一番像刀子一样伤人的话，想起我头顶闪光的国徽赋予我的天职，我真想立即给有关部门写一封检举信。可是，在女监中，第一个给梁佩芬大开方便之门的是谁？任思嘉？王莹？董雪？林红？她们就是有这个胆量也没这个权力。洪月娥？她可是有名的“铁拳头”，我与她共事二十多年，还从未发现她有徇私舞弊的。我能举报谁呢？慢慢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又想到从省委欧阳副书记，到现任司法厅长、监管局长、女监监狱长，一直到洪月娥和我，都是梁建成老厅长的老部下，梁老的人生结局是那样凄惨，谁不愿为减轻对他女儿的惩罚而略尽绵薄之力？监狱虽然是筑起高墙拉起铁网坚如磐石的专政机器，但是，金钱和人情这两种有如水银泻地一样可怕的怪物，绝对能够无孔不入地软化、腐蚀这个国家机器的某些环节和部件。我区区一个二级警督无名之辈，难道有回天之力吗？再说，为了不有负于病病怏怏、垂暮之年的梁伯母的嘱托，我也得信守诺言，守口如瓶啊。
我经常带着愧疚的心情告诫自己：保持缄默，就让这个绝对的“秘密”带到棺材中去吧！
当然，从省城回清水潭女监后，我也没有去找杨罗亭。我从各种渠道，听说杨罗亭那家伙果然养了一个“川妹子”红歌星，经常去“坐”她的“台”，明目张胆地挽着她雪白如玉的膀子出入于酒楼歌厅。我明白，梁佩芬和杨罗亭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我去找他还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我讨厌而且痛恨这种衣冠禽兽！
任思嘉——
在章彬彬去省城开会这些天，大队长洪月娥生产、管教工作两手抓。她常常在出早操和晚点名时作队前训话，一会儿剋这个，一会儿批那个。她表扬我三中队时也没啥好话，她说：“三中队注意啦，现如今流动红旗挂在你们大门口，这是我给你们脸，监狱长给你们脸，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她警告个别不守监规的女犯，就说：“你们可不要乱说乱动，你们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们要屙什么屎。你是孙猴子，我是如来佛，孙猴子一个筋斗一万八千里，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她总是满脸杀气，咄咄逼人，一开口就是阶级斗争年代那些老得没牙的词儿。
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洪队居然重视起对外宣传工作。一天，她叫她的“老情人”余科长（不仅是她生产上的伙伴，而且是她生活上的伙伴，这已成为全女监公开的秘密）开车拉来个记者，在五大队号房、生产车间转了一圈，然后是个别采访，然后是开会采访，把关飞鸾、吕金妹、谢芳等都找了去，再然后由余科长陪同上馆子。我和王莹在私下里悄悄说，看来洪队这回要把我们三中队好好宣传宣传了。
过了两天，《西源晚报》上刊出一篇题为《“铁拳头”重显神威》的报道。我们中队几个干部都顾不上说话，只管闷头看这篇莫名其妙的报道。可笑可笑，实在可笑！报道把我们大队、中队的成绩都归功于洪月娥了，说洪月娥是十多年的老模范，如何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把罪犯管得伏伏帖帖，把生产管得井井有条。有了她这个“铁拳头”，多流气多顽固的女犯，如关飞鸾、吕金妹等，都不敢乱说乱动，五大队就成为先进大队。云云。
看完这篇报道，我把报纸往桌上一扔，说：“好呵，我们洪队也知道包装自己了。”
王莹用酸酸的口气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人说，三分货七分装。吃的要包装，穿的要包装，连卫生巾也要包装，有的假药包装得比真药更讲究！”
王莹和我一样，这一年多在女监待下来，对洪队许多作风是愈来愈看不惯了。她是个直性子的姑娘，有时发起牢骚来比我还厉害。
董雪却一声不吭。明哲保身、安分守己就是她的信条。她对大队长不敢说个“不”字。
我故意问董雪：“喂，小董，你看呢？这篇报道怎么样？”
董雪支支吾吾的：“你说的是写洪队那篇报道吗，我还没认真看呢，不过，写写洪队也没啥不可以，她是我们大队长，又是老模范！”
王莹说：“吹一吹也没啥关系，但是也吹得太离谱了，许多事根本不是她做的么！像关飞鸾和吕金妹的转变，章副和小任付出多少心血呀，跟洪队一点不沾边。”
我说：“也不止是写谁宣传谁的事，更重要的是，宣传洪队那套过时的东西，跟现在的监狱管理改革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王莹说：“对对对！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再按洪队那一套来做，我们女监只能倒退，甭想进步。”
我们说话的时候，董雪不时抬头朝办公室门外张望。我知道，她深怕这时洪月娥闯进来，或是别的干部走进来。小小的年纪，复杂的社会已经教会她怎样保护自己，就像大自然许多弱小的生物借用保护色来保护自己一样。董雪看在这里待着有些尴尬，索性下车间去了。
办公室只有我和王莹，又坐在前后桌，谈话就更方便而且无所顾忌了。
王莹说：“怪了，洪队是个粗人，她竟变得很有心计，懂得怎样包装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看这都是那个余科长策划的。你没看到那个余科长陪着记者忙来忙去的？”
话题接着就转到那个余科长。王莹耸一耸鼻子说：“洪队在工作上是那么马列，那么死板，嘻，可在私生活上，却是挺开放的，你看她跟那个余科长，朋友不像朋友，情人不像情人，让人看着腻透了！”
我说：“这在北京、上海倒是很流行的，两个男女住在一起，旁人都视而不见。用现代话语来说，叫自愿同居，叫性伙伴，想合就合，想散就散，挺方便的。”
王莹压低嗓门说：“哎，小任，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梁佩芬突然患了肝病，而且能顺利办妥保外就医手续，你说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我说：“这事我也一直很纳闷。可梁佩芬去医院检查，是我和洪队陪着去的，看样子梁佩芬还真是有病，医生说得很可怕，从我经手的全过程，看不出到底是谁做了手脚。”
王莹说：“我看这事，很可能和洪队有牵连。”
我吃了一惊，憋着嗓门问：“哦，你有什么根据？”
王莹神秘兮兮说：“你没有注意到吧，最近洪队可是变了个人：她那块戴了十几年的上海表淘汰了，换上一块浪琴金表，少说要上千块钱；她从来不穿金戴银的，咳，最近左手的无名指上，突然又多了一颗大钻戒，没有大几千绝对下不来；再说穿着吧，过去的洪队，除了警服还是警服，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时装的，嘿，现在你看吧，节假日，她和余科长挽着胳膊逛大街，穿戴的那个摩登呀，都快赶上大歌星了！还有，昨天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