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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女监干警们都在抢着读这篇文章。章彬彬一下子在全女监出了名。
我对此事的反映在表面上却比较平静。因为，一，关飞鸾这篇文章最初是一篇周记，我不仅是第一个读者，还帮她作过不少修改和文字润色；比如，文章最后一段话是我加的，题目也是我起的。二，文章是我亲手寄出去的。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早在我意料之中。我匆匆读一遍，看编辑在文字上作过什么改动。
文章全文如下：
冬天的阳光
——记清水潭女监警官章彬彬
关飞鸾
我是一个吸毒贩毒犯，才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十七岁那年，我高考落榜，心绪很坏，常常去歌舞厅疯泡，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很快就沾染上吸毒恶习。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大款，每月都给我许多零用钱，但是我一吸上毒，花钱就如流水一般，父母也不肯任我挥霍了。可我毒瘾难戒，只好“以贩养吸，边吸边贩”了。这活没干几次，我们的贩毒团伙被公安一网打尽，两个头头判了死刑，我也锒铛入狱。
老话说，“一天吸毒，终生想毒”，我在铁窗里也常常毒瘾发作，难煎难熬，就偷偷地买烟抽，捡烟屁股吸。更要命的是因为吸过一年毒，体内残留许多毒素，一年要生一两次大病。今年秋末，我身上的毒性大发作，全身上下长满水痘和浓疮，脸上、手上、脖子上也是一串一串的，像紫葡萄。同时还连日高烧不退，热起来像在蒸笼里蒸着，冷起来像在冰窖里冻着。监狱医务所的医生看了几次，一点也不见好。这时候我们的大队长章彬彬就来问寒问暖，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天，她亲自到很深很深的大山沟里，给我采来许多草药，又自己花钱买了一只水鸭母做药引子，一次又一次煎熬好送来给我服用。章大队长坐在我的床前，一手端着药碗，一手拿汤匙，轻轻地搅动着，还亲口尝尝药汤会不会太烫，然后才送到我的唇边，一勺一勺喂我服下。这时我不由想起我的母亲，在我身体不适时来到我的床前，她要我吃饭喝药也是这样轻声细语，瞅着我的目光也是这样和蔼慈祥。我的泪珠就哗哗流在药碗里，我多想扑进章大队长怀里，叫她一声“妈妈”呀！
服过几贴草药后，我的大病痊愈了，身上连一粒疤痕都没落下，体格更壮实了。章大队长又常常找我谈话，坚定我改造的决心，鼓起我生活的勇气。最近我干活、学习都表现良好，屡屡受到干部表扬。干部说，我如果能坚持下去，将有连续减刊的希望，三十来岁就能出狱。新生活的曙光，已经在我前头升起了。有一天我能与父母团聚，能踏上新生活的路程，我将一辈子感激慈母一样的管教章大队长。
我上小学的时候，读过一首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们历来把伟大的母爱比作春天的阳光。
我身陷囹圄之后，失去人身自由，很难获得父母亲人的亲情之爱，心情难免阴冷、灰暗；但是，管教干部给我一个慈祥的目光，几句鼓励的话语，那都是一片暖融融的阳光。不过，这不是春天的阳光，而是冬天的阳光。
因为管教干部给我们女犯的爱，是在我们最需要爱又最缺乏爱的时候，温暖了我们冻僵的心，那是一片多么灿烂的冬天的阳光啊！
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编辑先生竟是一字不改全文照登。我特别满意我亲笔加上的最后一段话。如果没有最后一段话，文章就显得就事论事，充其量，是一篇普普通通的表扬稿。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这篇文章也倾注着我的感情，表达我的审美评价。
半年多的管教生涯，让我看到形形色色的女犯，就她们的罪孽对社会造成的恶果来说，是极其可恨的；但是，她们本身又的确有许多不幸。她们更需要爱，就像沙漠上的芨芨草更需要水分，像背阴的岩石下的苔藓更需要阳光。而作为一名女警官，她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爱父母，爱子女，爱亲人，这都是人的本性和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要让你真心实意地去关爱一个失足者，关爱一个罪犯，你如果没有更高的境界，你能做得到吗？
依我看，章彬彬做到了，很好地做到了，所以，我给关飞鸾的文章加上最后那一段话。
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一篇文章竟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一天，上洗手间的时候，王莹和我隔着一个坑位蹲着，悄悄问我：“喂，小任，关飞鸾那篇文章写得真棒，你看过没有？”
王莹像许多爱饶舌的姑娘一样，连解手也不肯闭嘴。她要是谈别的话题，我一般不愿搭腔。但今天她谈这件事，恰恰能刺激我神经中枢的兴奋点。我说：“早看过哩，这是关飞鸾的一篇周记，还是我修改后才寄给《大墙内外》的。”
“哇噻！”王莹大惊小怪叫起来。她这人就喜欢夸张，喜欢大惊小怪，喜欢像许多当代小姑娘那样“哇噻哇噻”。她说：“我说呢，她关飞鸾才高中毕业，哪有这么好的文笔！”
“那文笔算什么好呀！”我淡淡地说，“其实，章副的事迹能写一篇非常精彩的报告文学，光是那天上山采药，嘿，她吃了多少苦呀”我突然刹车不往下说了，因为再往下说，就有自我标榜的嫌疑。
我真没想到，就是这次在“厕所论坛”发表的“厕所评论”，和在“厕所电台”发布的“厕所新闻”，传到大队长洪月娥耳里，引起她的高度重视，竟破天荒第一次慷慨解囊，请我们几个新来的女警官到她家里吃了一餐饺子。
洪月娥——
朱亦龙一踏进我的房门，就从挎包里掏出一大串钥匙，往空中一抛，又准确接住。在钥匙的叮当声中，他朝我欢呼呐喊：
“看看看，这是什么？”
我心里一阵欢叫，脸上却冷冰冰的：“好啊，朱亦龙，我还没有想好呢，你怎么把人家房子钥匙拿来？想把我往火坑推怎么的？”
那天杨罗亭带我们参观过他那三房二厅的单元房，要掏钥匙给我，我死活不敢要。我害怕，说不定我一脚跨进这套新房，另一只脚也就迈进牢房了。谁知朱亦龙这只贪心的狼，没有我的同意，竟敢把房子钥匙要了来。
朱亦龙把拴钥匙的小铁环套在食指上，打了个旋转，发出叮叮铃铃好听的声音。他说：“我也不想要那房子，可是杨罗亭那×样的一再要塞给我，你叫我咋办？”
他说着就把一大串钥匙扔在桌子上。几十把钥匙在桌子上堆成一座金山银山，光芒四射，让我看花了眼。
我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你要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自己都听出来，我的拒绝是一种虚情假意，软不邋遢的毫无力量。
朱亦龙满脸都是无赖的笑。他说：“有啥屁好想的。我当大队长那会儿，要哪个罪犯死，要哪个罪犯活，全凭我一句话，给梁佩芬办个保外就医，还有啥难的？”
“是啊，你当大队长的时候，多威风！所有女犯都成了你的老婆，想×谁就×谁！”我气恨恨地呛他一句。
“啊哈，洪月娥！”朱亦龙一点不害臊，嘻皮笑脸争辩道，“可不准你诬蔑革命领导干部呀！我当大队长时，究竟×了谁？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别闹了！别闹了！”我正儿八经说：“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当大队长那是啥年头？那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天下大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今是啥年头，如今是法制社会。你说我这大队长有多少发言权？”
朱亦龙说：“再没权，给梁佩芬弄张疾病证明条，总不至于弄不到！”
我说：“如果露馅呢，我这个大队长立马就成罪犯，你想到吗？”
“行行行！我不为难你。不过我劝你还是再想想，你实在不想要，我可要把钥匙送还人家了。”
朱亦龙话说得很软，脸上的表情却很硬。他那有棱有角的四方脸，硬得像块花岗岩。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那意思是说，要不要由你，可是，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店了。
我心里立时就犯了嘀咕：要说那房子吧，二厅，二卫，三个大房间，我能不想要吗？不，我做梦都想死了！想想自己这大半辈子，在清水潭劳改农场，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现在在清水潭女监，住的是一间一厅的“鸽子笼”，我能不想在城里有一个安乐窝？我当了大半辈子监狱警察，整天看到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