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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朱亦龙呀朱亦龙，整整二十年了，我做梦梦见你，你都是没有脑壳的断头鬼，满脸鲜血的屈死鬼，哪里想到你这家伙还好端端的活着！
你就泪眼汪汪的凑过来要抱我亲我。
我绷起脸来说：滚！朱亦龙，你给我站远远的，你害得我守寡二十年，在人前抬不起头，在人后遭众人骂，你罪大恶极呢，还想来沾我的边！
你愣了片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天起誓说：天呀，我是清白的，我对你洪月娥绝对忠诚老实。二十年前那起所谓强奸女犯案，可是一起冤假错案。你想想，我二十出头就当上大队长，谁看了不眼红？不知是些什么家伙嫉妒我，血口喷人，栽赃诬陷，想把我整死哩！上天作证：我如果说半点假话，天打五雷轰！
唉，我毕竟是女人，一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女人，见不得一个大男人的眼泪，我一下子就心软了。
洪月娥——
喂，你怎么没有一点声音了？叫你悠着点悠着点你偏偏不顾死活！你呼哧呼哧躺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胡话。
你说，我们来合伙做一笔生意。
我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合伙做鞋吗？
你说，那是公家对公家，现在要做，是我们夫妻俩联手私下做。
我听不懂。你就拨拉开小九九。这笔账你可能已经盘算过多少遍，拨拉起来铁锅倒油的顺溜溜。你说，你们五大队不是每星期给我们交三千双鞋吗？咱们来打个小埋伏，你给我交三千零五十双，可是你我双方在账上只记三千双，那多给的五十双由我找个渠道销售。
你乐得屁股一颠坐起来，掐着指头说得唾沫横飞。你算算吧，你算算吧，你说，一双五十，五五二五，五十双就是两千五，一个月下来，咱们净赚万把块哪！
我吓了一跳。我说，你是不是嫌枪毙一次不够还想再枪毙一次呀！我一个女警官能干这档子事？
你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啥？
我说，就是没人知道我也不能干。你知道我洪月娥是何等角色？从警二十多年来，我一贯优秀，是“铁拳头”，老模范，没私吞公家一粒米，没有多花公家一分钱，箱子里奖状、奖章不知有多少，我能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你就大骂我是猪脑壳，满脑子装着猪脑髓。你说，你看看你过的是啥日子？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电视机还是１２时黑白，洗衣机更惨，至今还是一架“双手牌”。我说你活得累不累呀！
再看看如今的乡镇长、科局长，他们一个月工资有几个大钱？可是他们哪个不过得比你好上百十倍？像你这样的死脑筋，只有活到老穷到老，一辈子喝西北风！
我终于有点被你说动了。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我说，穷就穷吧，免得做了亏心事，半夜敲门也心惊。
你就安慰我说，有啥好怕的？老百姓说，如今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可是，能抓到的贪官有几个？还轮到你这样的小干部？你还给我打了个比方：乘坐飞机的乘客，如果从飞机上摔下来，几乎百分之百的命丧黄泉；可是，坐飞机快捷，舒服，而且据统计是所有交通工具中事故率最低的，天天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有千千万万架，一年能摔下几架来？因此，仍然有千千万万人不怕丢了小命去坐飞机。
我默神了许久说，我们大队工场管理可正规了，发料、收货，一样一样都有保管统计员登记的。
你说，你们那个保管统计员叫谢芳吧，我认得的。到你们工场收鞋子，我跟她打过交道，那是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女犯，你大队长只要哼一声，她连屁都不敢放。
我说，啊哈，我一个大队长，敢明目张胆叫罪犯再去犯罪？
你是个多么老奸巨猾的家伙，连教唆的词儿都给我编好了。
你说，你要非常认真地给那个保管统计员布置任务，说为了留点零头钱给犯人改善生活，不得不在出仓产品的数量上做点手脚比如，在她登记的总数里面，你每次都挑出许多次品和废品，叫她不要上账；我这边却把尺度放宽一点，尽量把所谓的“次品”也收进来。这一严一宽，每周多出五十双鞋不会有问题吧。
我说，你真会异想天开！一周多做五十双鞋，不把女犯们累死！
你又涎着脸笑，说你想修成观音菩萨怎么的？叫那些贱货加班加点多出点活，你还心疼哪？
我看出来了，朱亦龙，这二十来年你在外头闯荡江湖，磨出一副多么会说话的伶牙利嘴，把死的也能说活！你说来说去，我的死脑筋就被你说活了。
你说为了这事得好好回报我，抱住我又亲又啃。
你这只色狼多凶狠呀！每回偷偷溜进我的宿舍，你没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决不罢休。有时，我就委屈得偷偷流泪，暗想，凭你这一身牛牯样的身板猪公样的骚劲，糟塌二十三个女犯有啥问题？
可是，我每回泼醋发火的时候，朱亦龙，你就死皮赖脸跟我急：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多少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你、你、你洪月娥还不相信我，老想揪辫子！
你一急，我也就气消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从来没有如此这般的快活过。活着，活着，活到四十出头了，只有朱亦龙你回到我的身边，我才重新活成个真正的女人！
梁佩芬——
清水潭一过霜降，果真就下霜了。清晨出操时，我看到操场四周的草地上，铺着一片白茫茫的寒霜；树枝上、电线上，结着白茫茫的雾凇。如果这天在工场干活，忙忙碌碌也不觉怎么太冷。这天是星期日，活动的天地限于三十来平方的号房，不准生火炉，更不会有暖气，起床电铃响过之后，被褥必须折叠整齐，谁也不准懒床不起，同改们坐在小马扎上看书也好，趴在桌上写信也好，无不感到咄咄逼人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就不断地搓手蹬脚，一边不住朝铁窗外张望，期待着暖洋洋的阳光照耀我们的号房。
冬天的太阳给我们送来温暖，只有每天上午八点半至十点半这短短的两小时。女犯们不准带表，我只能猜个大概。我留意太阳从对面山岗升起，慢慢爬上一竿子高的时候，阳光才能穿过松杉混交林的梢头，再透过森严的铁窗，正好落在我的床上。过了一个秋天，我注意到阳光照射的角度，慢慢从偏东南而改为偏东北方向了。至此，我才知道我这张床的位置，是９号号房最佳的位置。其中，是否包含章彬彬对我不露痕迹的关照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最近，我常常透过章彬彬威严的外表，感受到她对我煞费苦心的偏袒，就时时回想起最初对她的怨恨和粗暴而深感歉疚不安。
当然，冬日阳光更大的好处，是在我们阴沉黯淡的心灵调色板上，涂抹上些许明亮的色调。清水潭的阳光不宜用简单的金色、红色、桔红色这样一些用滥了的字眼来形容，从对面山岗投射过来的阳光，因为要经过树林梢头的过滤，要经过一片深潭升起的水气的浸染，就在明净中溶进碧树芳草的浓浓的绿意了。当第一缕阳光投进铁窗的时候，同改们都会“哇”地一声欢呼，说太阳出来了，都搬着小凳挤到东边来，有的看书读报，有的写家信，或是几个人凑在一堆儿甩老Ｋ。这时，阳光拂去我们心头的阴霾，是同改们一天中心情最好的一段时光。
吕金妹看见阳光已经照进了号房，就拿出一副扑克牌，沙拉沙拉在手中摆弄着，一边叫喊：“喂，喂，哪个政治觉悟高的，快来学习‘５４’号文件！”
这家伙从来不把打扑克叫做打扑克，而是叫学习“５４”号文件，因为一副扑克牌总共５４张。几个无所事事的同改一下子就围了过去，一个无聊的牌局就在窗前的阳光下开始了。
谢芳是从来不打扑克的。她视时间为生命，总是见缝插针地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英语。这会儿她盘腿坐在床上看书，那是一本《英汉大词典》，厚如墙砖。她像个修炼到家的尼姑，不管号房里吵吵闹闹，她都能坐禅入定，叽叽咕咕啃她的书本。这个经济学硕士在金钱堆里栽了筋斗之后，发誓这一辈子再不沾“经济”的边了，就在狱中专攻英语，想在下半辈子靠当翻译吃饭。从第一缕阳光照进铁窗，到这会儿号房里铺满阳光，我就没看见谢芳下过床。我注意到她在狱中除了干活，就是读书。她的兜兜里无时不揣着许多写着英语单词的小纸片，走路背单词，干活背单词，上厕所背单词，睡梦中也在背单词谢芳跟我说过，她的目标是要在七年的刑期中背下这本大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