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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阿尔贝说，“为了囚犯的福利而作这种虔敬的巡礼是您记忆中的第一件事情了，其次又是什么呢？”
“噢，回忆起这些就好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我记得我坐在一个湖边无花果树的树荫下，颤动的枝叶，倒映在水里，象是照在一面镜子上似的。在一棵最古老和枝叶最茂盛的大树下面，坐着我父亲，斜靠在枕垫上，我的母亲坐在他的脚边，而淘气的我则玩弄着他那飘垂到胸前的白胡须，或者挂在他腰带上的那把镶着钻石的弯刀和刀柄。不时有个阿尔巴尼亚人走到他跟前来，对他说些什么，我对那些事情并不留意，而他总是用相同的口吻回答一个‘杀’字或‘赦’字。”
“这不是在演戏，也不是在讲小说，”阿尔贝说，“可我却从一个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这些事情，实在是奇妙极了。您的眼睛既然习惯了那种神奇的景象，那么您对于法国的印象又怎么样呢？”
“我觉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海黛说，“而我所看到的法国是它的本来面目，因为我是用一个成年女子的眼睛来看它的。而我的祖国，我却只能从我那幼稚的记忆里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它，好象它老是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氛围中，有时灿烂辉煌，有时阴森惨淡，那得看我的眼睛望的是我那美丽的故乡、还是我受苦遭难的地方了。”
“这么年轻！您对于痛苦，难道除了知道它的概念以外，就已经可以知道它的含义了吗？”阿尔贝说，无法自制地接受了庸俗的见解。
海黛把她的眼睛转向基督山，伯爵几乎难以觉察地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讲下去。”
“幼年时的记忆，在脑子里的印象是最深刻的，除了我刚才向您说到的那件往事以外，我幼时的回忆就都是伤心的了。”
“说吧，请说吧，夫人！”阿尔贝说，“我向您保证，倾听您述说。”
海黛抑郁地微笑了一下，回答了他这句话。“那么您希望我继续叙述我其他那些往事吗？”她说。
“我恳求您这么做。”阿尔贝回答。
“那好！我刚刚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让我的母亲惊醒了。我们那时住在亚尼纳的宫殿里。她把我从睡床上抓起来，我睁开眼睛，一眼就看见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见到她哭，我就跟着大哭起来。‘别出声，孩子！’她说。在其他时候，不管妈妈怎样疼爱或恐吓，我总是要任着一股孩子气哭个够，把我的悲伤或者怒气发泄完了才肯罢休。但这一次，我从母亲的声音里听出如此强烈的恐怖感，以致我立刻就不哭了。她抱着我急忙地走开。我到那时才看到我们正从一座宽大的楼梯往下走。在我们的前面，是我母亲的所有佣人，背着箱子、包裹、首饰、珠宝和成袋子的金币，都仓皇着从那座楼梯上奔下去。跟在女人的后面来了一队二十个卫兵，都拿着长枪和手枪，穿着希腊建国以来你们在法国早就知道的那种服装。您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不幸的事情了，”海黛摇摇头，仅仅回想到那幕情景，她的脸色就变得苍白起来。“在这一大队的奴隶和妇女之中，只有一半还是清醒的——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都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楼梯的墙壁上东一个西一个地映出巨大的影子，在松枝火把跳动的火光里跃动着，好象一直跳到上面那个穹形的屋顶。
“‘快！’走廊一头儿有一个声音说。这个声音让每一个人都对它低下了头，就象风吹过一片平原，使田里的麦子都低下头来一样，至于我，我听到了这个声音也发起抖来。这是我父亲的声音。他亲自殿后，身上穿着华丽的长袍，手里握着你们皇帝送给他的那支马枪。他用手扶着他心爱宠臣西立姆的肩膀，赶着我们这些人在他前面走，象一个牧童赶着他那散乱的羊群一样。我父亲是欧洲大名鼎鼎的人物，”海黛昂着头说，“大家都知道亚尼纳总督阿里·铁贝林，土耳其人一看见他就要发抖。”
这几句话的语气简直自豪和庄严得无以形容，阿尔贝听了不知为何竟吓了一跳；他仿佛觉着在海黛那一对明亮的眼睛里，有某种非常阴森可怖的表情；阿里·铁贝林那次惨死在欧洲曾经轰动一时，而她此时象是一个招魂的女巫，把那个血淋淋的鬼魂又呼唤了出来。
“没有多长时间，海黛说，“我们就不再往前去，发觉已经走到一个湖边。我的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她气喘喘的胸怀里。不远处，我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正焦急地环顾。湖岸上有四阶大理石的台级通到水边，台级下面有一只小船浮在水面上。从我们站着的地方望过去，我可以看见湖的中央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水寨。这个水寨在我看来好象相当远，也许是因为晚上天黑，什么东西都看不太清楚。我们踏上那只小船。我记得很清楚，桨打在水里，一点声啊都没有，在我侧身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我才看到桨上包着我们的卫兵的腰带。除了船夫以外，船上只有女人、我的父亲、母亲、西立姆和我。卫兵仍然留在湖边，准备掩护我们撤退。他们跪在大理石台阶最下面的那一级上，以便遇到追击的时候，可以把另外三级当作防御工事。我们的船顺风飞驰。‘船怎么会走得这么快呢？’我问母亲。‘嘘！别出声，孩子！我们在逃命哪。’我不明白我的父亲干吗要逃呢？——他可是万能的，以前总是别人逃避他，他经常说：‘他们恨我，可是他们也怕我！’“但这次确确实实是我的父亲在逃亡了。我听说，亚尼纳城的守军，因为长期作战，疲惫不堪——”
说到这里，海黛向基督山瞥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在她叙述这一段的过程中，基督山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脸。
这位年轻女郎于是又继续往下讲，但讲得很慢，象是一个讲历史的人存心捏造或讳饰一部分事实似的。
“夫人，”阿尔贝说，他对这一段追述非常留心，“您刚才讲到，亚尼纳城的守军，因为长期作战，疲惫不堪——”
“已经有意和土耳其皇帝派来捉拿我父亲的那位高乞特将军讲条件。那个时候，阿里·铁贝林派了一个他非常信任的法国军官去见苏丹，然后决定撤退到他早就为自己准备好的那个避难的寨子里去。
“这位法国军官，”阿尔贝问道，“您还记得他的名字吗，夫人？”
基督山迅速地和这位年轻女郎交换了一次眼色，这个动作阿尔贝一点没有觉察到。
“不，”她说，“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如果想起来的话，我就会告诉您。”
阿尔贝几乎都要把他父亲的名字讲出来了，但基督山缓慢地举起一个手指，做出不满的表示；那位青年想起自己的诺言，就默不吱声了。
“我们当时就朝这个水寨划过去。我们力所能及看到的，不过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墙上雕着阿拉伯式的花纹，露台一半浸在湖水里。但在地面的下边，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地窟，我的母亲、我还有女仆们都被领到那儿。这里藏着六万只布袋和两百只木桶，布袋里有二千五百万金洋，木桶里装着三万磅火药。
“在这些木桶旁边，站着我父亲的宠臣西立姆，也就是我刚才跟您说起过的那个人。他的任务是昼夜看守一支枪，枪尖上拴着一支燃烧的火绳，他已接到命令，只要我父亲发出一个信号，他就把一切都炸掉——水寨、卫兵、女人、金洋和阿里·铁贝林本人。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奴隶们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所以整天整夜不住地祈祷、哀号和呻吟。对于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年轻军人的那种苍白的肤色和阴郁的眼光。不管将来死神什么时候召唤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我相信他的神态一定跟西立姆的一样。我无法跟您说我们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时间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当然这种机会很少，我父亲会过来把我的母亲和我叫到露台上去，每当那时我很高兴，因为在那个阴气沉沉的洞窟里，除了奴隶们哭丧着的脸和西立姆的火枪以外，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的父亲坐在一个大洞前面，目光凝视遥远的地平线，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湖面上的每一个黑点，我母亲靠在他身边，头枕着他的肩胛，而我就在他的脚边玩耍，带着天真的好奇心眺望着巍然屹立在地平线上的宾特斯山，那白皑皑、棱角分明、从蔚蓝的湖面上高高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