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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工作内容的研究机构本来应该是进行文化积累、制造意识形态产品的“工场”，但冯至与我们所在的“翰林院”地处京畿之中心，就在“中枢”的眼皮底下，“上面”打一个喷嚏，这里就得伤风感冒。加以掌管这个机构的历届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莫不有与“中枢”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皆致力于把翰林院建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舆论的阵地”，因此，即使阵阵暴风骤雨已经过处，这里的“和平时期”也始终是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政治气温总要比其他地方高上那么几度，尤其在“无产阶级战斗先锋队”里，端正路线、思想检查、斗私批修、忏悔告解，是每一个成员经常必作的功课，而在这类功课中，由领导上、组织上提出的一个主要的中心的题目就是：“究竟是先做好一个党员还是先做好一个专家”。因为，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学者专家、文人作家与党员、干部两种身份，而这两种身份往往又不和谐、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因此，组织上常提出这样尖锐的告诫：“是先做好一个普通党员，还是先做好一个学者专家”，“不要在学术上、专业上有了一些成就，就不听话了，就不好管了”，等等。既有如此明确的要求，于是在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历次有关路线问题的整风与学习中，像何其芳、卞之琳、蔡仪、唐彛庑┲饕牡吃弊椅抟徊辉谧龊玫吃被故亲龊米艺飧鑫侍馍献鞴焯郑煌馐撬枷肷细械秸稳挝裥姓斓贾拔穹涟俗约旱难跹芯坑胄醋鳎哉喂ぷ鳌⑿姓挛瘢乇鹗嵌浴拔纳交岷！敝嗟亩鞲械讲荒头车鹊龋纹浞级啻渭焯肿约阂恢毕氚谕研姓ぷ魅ネ瓿伤嗄甑乃拊浮葱∷担逯找彩贾漳钅畈煌丫闯沙醺宓囊徊啃∷怠！�
在这些党员学者党员作家中，冯至显然比较更符合领导上、组织上所要求的规范，他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尽心尽职，勤勤恳恳，谨言慎行，事无巨细，均耐心料理。他几乎不再写诗，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只有偶尔一两次发表了两三首；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对他素有精深学养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从不提及他曾在里尔克这样一个艰深的课题上曾经获得过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似乎从来不认识这位艰涩难懂而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有着极大影响的诗人；他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歌德研究与杜甫研究，也都是他早在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后三十年中，他只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过为数甚少的几篇文章。他显然是在缩小自己身上那个诗人与学者的存在，制约他的展示与发展，而首先努力遵照领导上、组织上的要求，尽可能好地完成一个党员的职责与义务。他把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绝大部分都投入了所长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中，他随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参加各种各样、空洞无聊的会议，从不迟到、早退，在后辈与被领导者的面前，从不流露自己的厌烦，只是与季羡林这样的心心相照而又同病相怜的同辈老友相见时，套用李后主的词曰“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以解嘲、以表示无可奈何，除此之外，每逢节日庆典他还上缴巨额党费，高标准地完成他的组织义务……因此，做政治工作的领导，代表组织上的负责人，经常在会上表扬他是“好党员”，“党员学者的模范”。在我们这些晚辈眼里，他是一个严于律己、德高望重、严肃方正的殿堂人物，只是在像我这样略有“异端思维”的不肖子弟心里，因为眼见一个诗人在泯没，一个学者被浪费，而暗暗为冯至先生感到惋惜。
三
在研究所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几乎一直是在冯至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因为：一，我一直是所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或主要承当者，这些任务都是由所长直接过问的，如1964年周扬提出外国文学研究所“生死存亡的大事是能否编写出大部头的文学史”后，我被任命为《欧洲二十世纪文学史》编写组的“学术秘书”操持日常工作安排。又如稍后不久，研究所根据上级的指示布置写关于《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我被指定为主要的执笔者。再如“文化大革命”基本终结，研究所正式恢复业务工作后，筹备与创办全所性的学术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任务，也是落在我的头上。后来，正式划分了研究室，由冯至所长亲自掌控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中的一个，也是由我担任“头头”。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由冯至先生领导。而在正式恢复业务工作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末期，我邀约两位同道开“地下工场”写《法国文学史》，也是主动争取冯至先生的关怀与认可，实际上也就是找冯至这把“保护伞”来庇护自己的。总而言之，长期的业务工作关系，使我一直被视为冯至先生麾下一员“得力干将”。然而，由于我个人的“不肖”与“没出息”，竟公然不以庙堂为志，不以庙堂标准为一己之规范、为自我之守则，不时有点“异端的”、“出格的”言行，故终未能走入冯至先生的轨道，成为他的“好学生”，反倒在客观上给他添了些乱，或许还曾使他感到心烦。至少有两件事甚为突出，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其一：
“四人帮”垮台后，报纸上开始发表了一些声讨“四人帮”的文字，有的报刊杂志为了刊出较有理论性、较有深度的革命大批判文章，通过各种渠道与关系进行组稿，冯至先生麾下的一位仁兄，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发表过一些东西，在文化理论界小有“名气”，自然就成了报刊组稿的对象，于是，此人一篇名为《“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的文章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在将要发表的时候，这位仁兄为尊重研究所的领导，特将校样送交冯至所长审阅，冯先生未作任何修改，表示了认可，起了“玉成其事”的关键作用。发表之后，一时的影响还相当大，因为“四人帮”垮台后开始一阶段的声讨，一般都是批“四人帮”的“极右”，而几乎没有批其“极左”的，而此文则向“四人帮”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的“极左的实质”开火，甚是有点“个性”。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批“四人帮”的“极左”成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方向与普遍基调，这篇文章超前了一点也算是“撞上了大运”，“得风气之先”，听说外地有的文化单位甚至妄猜此文反映了“新的中央精神”，而曾在内部将它作为一篇“准文件”学习。
这位仁兄整整十年没有尝到发表的乐趣，此文既出了风头，他不免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正在这个兴头上，没想到遇到了“当头一棒”，在全所大会上，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却提出了严厉批评：报刊杂志来约稿，这么一件大事为什么不正式通过组织？为什么不向组织上请示汇报？为什么不将文章送审？擅自发表？完全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是个人主义在作崇！等等。挨批的这位仁兄，好像一块炽热的木炭，正烧得特旺，突然碰见有人射来一束冰冷的水，顷刻之间岂能不产生爆烈之声？他忘乎所以，一出会场，就在过道里针锋相对地发泄了几句，什么“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呀，“给所长审阅难道就不是送审，为什么偏要你审”呀，“不该你管的就不要管”呀，等等，虽然都是逞一时之勇的气头话，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措词，可是这是公开在过道里嚷出来的“公开言论”呀，而且矛头直指了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这就未尝不可以上纲上线到那七个字上去了。总之，此事被视为一个“政治错误”，必须严肃处理！幸亏第一把手领导水平高，态度虽严，处理却甚为宽大，只是开两次“一定范围的会议”，对当事人进行了批判，由他承认了错误，作出了检讨，并向有关领导同志道歉。
在这个事件从始至终的整个过程中，冯至先生作为行政业务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公开表态，在大小会上，也没有对当事者进行任何批评，此后许多年，我也从没有听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