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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得不答应了。
你能理解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吗？有点黑，有点冷，有点惨，你好像远远站在一旁，你能够清晰感觉到快感的弧线，比真正的行事更直接的快感。你不得不承认。那是快感的捷径。那是一种压缩得像芯片一样的又冰又冷的快感。那是一种强奸。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妓女。不，一个卖春者，明明知道对方并不爱你而和他，和他缠绵。
他每次都有新姿势。她看一本杂志说，做这种事的姿势在一年中不重样也做不完。
有一天，她恍然明白过来，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关系才能维持下来。她哑然失笑了，哈！他要是真有别的性伴侣，还用得着自己满足自己吗？要是他真不爱她，他在床上完全可以不为她做。只是，他们不会有孩子。
她曾考虑过体外受精（科学已发展到如此先进地步），或是，抱养一个。
她开始担心起他的身体了。她不知道没有了他，她该怎么办。她不安。她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依恋他！她想给他补。男人到了这年龄，也到了需要补的年龄了。她给他买补品，听到什么补，就给他补。市面上出了什么补药她就买。她的所有热情都放在给他进补上。她本来是不相信那些劳什子的，现在她明白那些补品之所以长销不衰而且价格昂贵的原因了。她甚至为自己总是那么不费力地买下任何补品而怀疑那药的功效。她不安，她恐惧。给我最贵的！钱没关系，我有钱！她说。
她为他买人肾。
陈希我，男，六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上学，八十年代出国留学，九十年代回国写作。曾当过教员、杂志编辑，也曾在酒吧夜总会、赌场及运输码头混职，现为自由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放逐，放逐》《抓痒》等。曾获第8届、第17届“黄长咸文学奖”、第4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3年新锐人物。
北大教授
柳鸣九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能算是冯至先生的学生，我在北大学的不是他那个专业，我没有听过他一堂课，他的三大绝学：德国文学译介、杜甫研究与抒情诗创作，我都沾不上边，甚至知之颇少。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我又的确是冯至先生的学生，我一进北大西语系，他就是我们的系主任，我出了校门，分配到研究所工作，他不久也调离了北大，来到了中国的“翰林院”，当研究所所长，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去世，他一直担任此职，是我个人科研工作的直接领导者。何况，在“十年浩劫”中，我还亲耳听人告诉我，他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正式说过，我是他的“学生”，如果告诉我的人没有“添油加醋”、投我所好的话，还说他所器重的两个“北大学生”中，其中一个便是……（还是来点“间离效果”较好）
一
在北大时，系主任一个学年与全系同学大概只正式见一两次，那都是在典礼上与重要活动上，不外是讲讲话。冯先生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当年西语系的学生，恐怕今天还能记得起来。他并不善于演讲，从不长篇大论，也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布局谋篇”，更没有抒情、煽情之类的辞句与表达方式，看不出是鲁迅所赞赏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讲的都是一般性的道理，都是常理常情，甚至是一般人的老生常谈，他绝不追求个性的表述与发挥，不过，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系主任，他对学生进行训导时，能不只讲点一般性的道理吗？不过，他讲起来，却完全沉浸在这些人云亦云的道理之中，特别认真，特别真挚，似乎不是讲出来的，而是从内心流出来的，头还轻轻地晃动一下，似乎有点沉醉，加以，他声音特别柔和，带有明显的颤音与感情色彩，有时还将有的片语、有的措词重复那么一下，不是在强调，而似乎是自己在体味，咀嚼，因此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个心善祥和的老奶奶在虔诚地诵经，同学们对此还是颇有好感的，至少觉得他没有丝毫道貌岸然、板起脸来训人的样子。正是在同学们这种普遍的亲切感中，西语系发生了下面这么一件事。
一次，系里开师生联欢会，那是在一幢古色古香教学楼的小礼堂里，气氛十分轻松热烈，是五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中那一个特定时期宽松大环境之典型产物。节目都是师生们自己的“玩意儿”，其中最使大家觉得有趣有味的，是一个相声节目，表演者是我们法文专业高年级的两个同学，其中那个主要的，是一个“猴精猴精”的青年，平时老穿一身港式服装，一说话却是一口京油子腔，而且特别能“贫”能“闹”，周身充满了喜剧气味。他们表演的节目就是模仿冯系主任对学生的一大段讲话。毕竟是学法兰西文化的学生，颇沾上了法国人“自由、平等”的调皮劲，又学得了一些西方的幽默情趣，段子编得十分有趣，逗笑却又“谑而不伤”，声调与动作的模仿则基于长期的观察，因此表演得惟妙惟肖，逗得大家笑声不断，多次鼓掌助兴。那个节目虽然内容与表演都不无夸张，但至今我觉得并无恶意与不敬，在我看来，就有点像丰子恺画爷爷奶奶辈人物的漫画，或者像顽皮的孙子爬上了爷爷的膝头去扯他的白胡子。冯至先生就坐在前排，看着眼前这一出喜剧，面上并无尴尬之色，倒是带着一个憨厚宽容的微笑，当然，因为不好意思而有一点面红耳赤。总之，这个场景充满了善意、平等、轻松、亲和的气氛，至今仍是我对北大西语系生活的最为美好的一次回忆。
学生们欣赏、系主任本人认可的事，“组织上”并不认可，要不然怎么是“组织上”呢？大概是从这件事嗅出了一些西方味，不久，“组织上”就不客气了，在一次全系大会上，正式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非常严厉，说这事不仅是蔑视师长、丑化师长的行为，而且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接受了西方消极腐朽思想影响的结果。我记得，当时，冯至先生并未有任何表态。在我的理解与猜度里，他作为系主任不见得是支持“组织上”这么做，因为，他肯定是丰子恺漫画的欣赏者，理解力与包容度绝对要比代表“组织上”的那几个人深许多、大许多，那几个人其实并非“老延安”、“老八路”，而都是西语系学生干部，因为1949年前参加过什么“外围组织”，而获得了“进步早”、“参加革命早”的资格，因此成为了“组织上”。西语系的方针大计似乎并不取决于系主任，而基本上都是由他们来拿主意的，因为他们才是“政委”。在我的记忆里，这次严厉整肃，使得西语系里自由宽松的气氛一扫而空，似乎是1957年那次大“反击”的前奏与预演。当时，在我这个不具有多少承受力的人看来，那个“猴精猴精”的同学肯定会倒上大霉，但那人却照样一身港式穿着，一身又贫又闹的喜剧劲，言行举止若无其事，只不过，后来听说他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好，因此形象才大受贬损，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在北大期间，我对冯先生印象最为深刻的另一件事，则是在那著名的“1957年春夏之交”。其时也：“帮助整风”的号召，放手的“大鸣大放”，北大学生“民主、自由”情结忘乎所以的膨胀，未名湖畔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引蛇出洞”这样一个讳莫如深的棋局……大家都昏头昏脑。心里有底，本能有感者，恐怕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或特殊钢材做成的人。那时，我们这班已经四年级，在西语系，醉醺醺得最厉害、闹腾得最欢、名堂也最多的，当数我们的老弟即三年级同学，什么“控诉会”啦，游行啦，还有把系领导请去听群众大鸣大放啦……冯至系主任被请去了。听说，在会上发生了这么一个场景：一个巧言善辩的高个子学生，在会上冲着系主任讲了一大段话，大意是，冯至先生过去一直是一个真诚的诗人，深得青年人的喜爱，是青年人的朋友，但他参加了组织之后，与青年人就疏远了，青年人再也听不到他真诚的声音，云云……这一席话，极尽煽情之能事，这是在朝你喊话呀，在向你倾诉，拿你说事，用你来论证某一个事理，而且是以全体“青年人”的名义，以真诚的名义，甚至是以诗的名义，诗人能无动于衷吗，能冷漠端坐，毫无反应吗？如果那样，那就不是冯至了。于是冯至接应了一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Yesman了”。Yesman这个英文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