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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来讨论积极的优生学，它有更有趣的可能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尚是属于未来的。积极的优生，是设法鼓励良好的父母生育许许多多的儿女。现在实际的情形，大概恰恰与此相反。譬如，现在在初等小学读书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将来会升到职业的阶级，而且多半要到35岁或40岁才结婚，而他幼时同环境的那些不特别聪明的人，大约到了25岁就结婚了。职业界中，教育费用是个很大的负担，因此，职业界中人不得不严格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起大多数其他阶级的平均智力，大概要略高些，所以，他们家庭人口的限制是很可惜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允许他们的儿女受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而且连大学也是免费教育。概而言之，这就等于说，奖学金不依孩子的价值，而依他们父母的价值发给。这个办法还有一种附带的好处，即可以免除临时用功和过度用功的弊病，这种弊病现在常常使大多数最聪明的青年，在未到21岁之前，智力上体力上都受了过分紧张的损害。但是，无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想要国家采取任何办法，真正能充分地使职业阶级多生子女，恐怕是不可能的。妨碍这件事的，就是民主。优生的观念是建筑在凡人皆不平等的假定上，而民主则建筑在凡人皆平等的假定上。所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很难在政治上实现优生的观念，要是这种观．念，不以为世上只有少数像愚痴那样的‘使劣等”’的人，而是承认世上只有少数“更优等”的人。前者可以讨好于多数。而后者，他们可不愿意听，所以，包含第一个意思的方法。自然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而包含第二个意思的方法则不行。
然而每个对这个问题曾经考虑过的人都知道，虽然现在难以确定谁是构成最好种族的人，但人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差异，不久后科学也许能够测量出来。假如我们告诉一个农夫，他应该给他所有的牡牛同等的机会，你猜想一下这农夫会作何感想！事实上，用来做下一代的祖先的牡牛，总是依他母系的祖先的牛奶的质量仔细选择过的。（附带我们可以注意，牛类既然没有科学、艺术和战争，则它们显著的优点只是在雌的方面，雄的最多不过是雌的优点的传达者而已。）一切家畜都凭借科学的生育方法而大大地改良，人类能否藉同样的方法变成心中希望的任何结果，这可没有公开讨论过。当然，人类对于自己的人种，希望些什么，要想怎样改良，这比较难于确定。假如我们为体力强壮而生育子女，他们的脑力或许就要减低；假如我们为智力能量而生育子女，他们或许就容易受各种疾病的侵袭；假如我们想情绪平衡，或许我们又毁坏了艺术。关于这些事情的必要的知识，现在都很缺乏。所以，在现在的时代，想做许多促进积极的优生的事，不见得是好的，不过，此后百年之内，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将有长足的进展，人种因此而大加改良，比起现在的人类，也许任何人都将承认是好多了。
但是，要想应用这类科学的知识，则家庭的制度必须改革，比本书中以前所考虑的还要彻底才行。如果我们要彻底实行科学的生育，每代人中必须选出2一3％的男子，约25％的妇女，作为繁殖子孙的用途。儿童在青春发育期将进行一次检查，凡是不及格的，都禁止他们生育。那时，做父亲的和子女的关系，将与现在的公牛或雄马对于它的后嗣的关系一样。做母亲将变成一个专门的职业，她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她和别的妇女不同。我并不是说，这种种事情即将实现，更不是说我希望它的出现，因为我承认我觉得这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假如我们用客观的态度考查此事，那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计划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结果。为讨论便利起见，我们假设日本已经采纳了这个计划；三代以后，大多数的日本男人都和爱迪生一样聪明，与职业拳击家一般强壮，倘若同时世界上其他各国仍旧保持着凡事听其自然的态度，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当然不能抵抗日本。日本人达到这种能力的高峰之后，就会设法雇佣别国的男子充当士兵，并且凭借科学的技术以取得胜利，无疑地，这是他们很有把握做到的事。在这种制度下，对国家盲目尽忠的观念很容易灌输到青年的脑子里。谁能说将来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呢？
有些政客和宣传家很喜欢谈一种优生学，可以称之为种族优生学。这种优生学认为，某某种族或国家（自然是那个作者所属于的）比其余一切的种族或国家都优良，因而应该用它的军事力量，牺牲那些较劣的种族，来增加它自己的人口。关于这种学说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境内北欧民族的宣传，这种宣传已经在美国的移民法律上得到立法当局的承认，这种优生学，可以援引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由；但是再奇怪没有了，那些最热心主张这种学说的人，却是认为达尔文的教义为不合法的人。如果将政治上的宣传与种族的优生学联结起来，不用说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尽可以忘却这种宣传的不好，单单就它的优点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极端的情形之下，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这是不用有多大怀疑的。北美洲、澳洲和新西兰对于世界的文明，比起它们假如仍然被土人居住的时候，的确有更多的贡献。大概说来，黑人平均劣于白人，这似乎是公道话，不过热带地方的工作也离不开黑人，所以，假如把黑人全体灭绝（先不考虑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很不好的。但是，假如要在欧洲的民族里分高下，则不得不借助一大堆不良的科学，以拥护政治上的偏见。我并看不出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可以推想黄种人比起我们高贵的自身要低劣些。在这些地方，所谓种族的优生学，只是极端爱国主义的托词而已。
伍尔夫曾经将凡是有统计的各重要国家每千人中出生比死亡多的数目，列成一张表。①法国最低门．3），美国次之（4．0），再次是瑞典（5．8），英属印度（5．9），瑞士（6．2），英国（6．2），德国（7．8），意大利（10．9），日本（14．2），俄国（18．5），厄瓜多尔世界第一，是23．1。表中没有中国，因为不知道中国的实情。伍尔夫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将为东方世界所压倒，所谓东方，即俄国、中国与日本。我倒不想以厄瓜多尔为理由来反驳伍尔夫，②我注意的是他书中所引的伦敦富人和穷人比较出生率的数字（上面已经举出）。这些数字表示，伦敦穷人现在的出生率已经低于几年前富人的出生率了。东方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时间要隔得长久一些。东方已经渐渐西方化了，它的出生率必定要降低的。一个国家除非完全工业化，否则它在军事上是不至于可怕的，而工业化同时又会使人们想到限制家庭的人口。所以我们不得不推断，不但西方极端爱国主义者（德国废帝的信徒）所认为可怕的那个东方占优势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也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不过，在有一个国际上的权威出来指定各国应该增加的人口的比例数目以前，做战争生意的人恐怕是要继续利用这种心理的。
于是像先前两件事一样，我们又遇到摆在人类面前的危险。假如科学进步了，而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则人类的危险很多。科学能够使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假使我们的目的是坏的，那结果就非常不幸了。倘若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恶意和仇恨，那么，世界越科学化，就越恐怖。所以，减少人类情绪上的恶毒性，是人类进步一件要紧的事。这种仇恨恶毒的情绪的存在，大部分是错误的性伦理和不良的性教育造成的。为文明的将来起见，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更好的性伦理。因为这个缘故，性道德的改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需要。
在私人的道德立场上，假如性伦理是合乎科学而非迷信的，它首先必将考虑优生学。换句话说，无论现有的性交上的拘束能怎样解放，有意识的男子和妇女，绝不会不光认真考虑他们生育子女有何价值这一点，就贸然从事生育。避孕方法已经使人们对生育能够自主，而不再是性交的自然的结果。因为各种经济上的缘故（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将来做父亲的对于儿女的教育和抚养，大概没有他们从前那么重要了。所以，没有什么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