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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另一个理由，不论在德国或在别处，为什么现代对无理性的崇拜是同基督教的任何传统方式不相容的。从犹太教得到启发，基督教采用了真理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忠诚的美德。这个概念和美德存留在“诚实的怀疑”里，正如所有基督教的美德保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思想家们中间那样。但逐渐地，怀疑主义和大力宣扬的影响使发现真理看来是毫无希望了，而对于坚持谎言却是有利的。理智上的正直就这样被破坏了。希特勒在解释纳粹纲领的时候，说道：
“民族国家将把科学看做一种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手段。不仅世界历史，而且文明的历史，必须从这一观点来教导。发明者应该显示出伟大，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发明家，甚至更多的是一位国人。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事迹的敬佩必须和自豪感结合起来，因为有幸做出这样事迹的人是我们自由国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必须从德国历史上一大批伟大的人物里选出最伟大的，以给印象深刻的方式放在青年人的面前，从而让他们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主义感情的支柱。”
作为真理的慨念，真理的探求已经在希特勒的意念中完全消失了，甚至不为了反对它而争辩一下。就我们所知，相对论竟然被当作是糟糕的，因为它是由犹太人发明的。宗教法庭拒斥了伽利略的学说，因为它被认作是不真实的；但希特勒却以政治为由接受或排斥学说，根本没有真理或谬误的概念。阐发这一观点的可怜的威廉·詹姆土，一看到它这样为人所利用，也会感到心慌，不过一旦客观真理的概念被抛弃了：很清楚，“我将相信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如我在1907年所写的，既不用科学的方法，也不用神学的方法，“只能诉诸武力和大军队的裁判”。凡是建立在与理性反抗的基础上的国家，因此一定会发现自身处于冲突之中，不但和学问相冲突，而且和各教派相冲突，只是任何真正的基督徒还存活下来。
导致对理性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能干和精力旺盛的人除了嗜好权力，别无出路，因此变成破坏性的力量。从前，小国给予很多人政治权力，小商人给更多人以经济实力。现在人口密集，生活在郊区，工作在大城市中。乘火车进入伦敦，所经之处，城效小屋连成一片，绵延不绝，居住在这里的家庭与工人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休戚相关感情；家庭里男人不参加当地的事务，因为他整体在外，屈从于雇主的各种条令；他的创造力的唯一表现方式只是周末在他的后园里种植而已。在政治上，他嫉忌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事情。然而，虽然他感到困窘，势利观念阻碍他采取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方式。他所在的郊区也许和古代一座名城一样地人口稠密，但这里集体生活是很枯燥的，而且他没有时间参与，更不觉兴趣。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的精神表示不满，那法西斯运动将作为一种他的用场而出现。
政治中理性的衰退是两个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有一些阶级和一些类型的个人，这个世界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但他们在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到什么希望，因为他们不是依靠工资为生的人；另一方面，有一些能干和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利益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保持影响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动各式各样的歇斯底里。反对共产主义，惧怕外国的武装力量，憎恨外国的竞争，就是最重要的怪物。我并不是说有理性的不会有这些情绪；我是说无理性的人惯于对实际的问题不能加以明智的思考。世界上最需要的两种东西是社会主义与和平，但两者都违反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有权力者的利益。采用一些方法，使人入圈套，让它们看起来好像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并不难，而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发动集体的歇斯底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危险越大，就有更多政府要败坏它们国民的精神生活；目前的经济困境越深，受害者越愿意上当受骗，抛弃理性的清醒，趋从那骗人的鬼话。
1848年以来一直在加重的国家主义的狂热，是非理性崇拜的一种形式。一种普遍真理的观念被抛弃了：有英国人的真理、法国人的真理、德国人的真理、门的内哥罗人的真理以及对摩纳哥公国的真理。同样，有雇佣劳动者的真理和资本家的真理。在这些不同的“真理”之；司，如果理性的说服陷于绝望，那么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战争和疯狂的唇舌战。在解决站污了这个世界的国家与阶级之间的深刻冲突之前，很难期望人类回复到心灵的理性习惯。困难在于，无理性流行了这么久远，我们一些困扰的解决只能得之于偶然；由于理性是非个人的，使得普遍的合作成为可能，而无理性既然是代表个人激情的，使得斗争不可避免c正因如此，具有理性，在诉诸一个普遍的和非个人的真理标准的意义上说，对于人类的福利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其广为流传的时代，且更甚于此者，在那些比较不幸的时代，在那些时候，它为人所鄙视与拒斥，被认为是空洞的幻梦，在意见不合的地方，也无厮杀之力。六、社会主义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取来一种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引发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力量是被剥夺了的无产阶级对生产方式所有者的愤怒。作为不可避免的反应，那些非无产阶级者，极少例外地认定社会主义是某种应加以抵制的东西；当他们听到那些视已为敌的人大肆宣扬阶级战争时，他们很自然地在自己大权仍在握时发动战争。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反击，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击。只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宣扬自己，必然激起非常强烈的反感，以致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日渐变得更加不可行了。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它可以导致富裕阶层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那么强烈，也不那么广泛。
就我而言，尽管我像最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确信社会主义，但我并不把社会主义当作无产阶级报复的福音，甚至不把它当作寻求经济公正的主要手段。我主要把它作为对机器生产的调整，这种生产为常识思考之所需，也是为增加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人类极少数人以外所有人的幸福。如果现在不诉诸暴力冲突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其提倡者的暴力信念。不过，我依然抱着几丝希望，一种更加理智的支持可以缓解冲突，并使一种较少灾难性的转变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来对社会主义作一界走。这一界定必须包括两个部分：经济和政治。经济部分包含国家对最高经济权力的掌握，这种掌握在最低限度上涉及土地与矿藏、金融、银行、信贷以及外贸。政治部分要求最高政治权力应是民主的。马克思本人，实际上1918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疑问他同意这一界说。但是，自从布尔什维克解散了俄罗斯立宪会议以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信条，根据这一信条，社会主义政府通过革命获得成功以后，只有其最激进的支持者才能拥有政治权力。现在当然必须承认，内战结束后，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马上得到其公民权，但是只要这种状况存在，就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一个已经实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不获得足够广泛的支持，从而使民主政府成为可能，它就没有完成任务。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会清楚地看到民主的必要性。一个东方的君主可以颁布法令，声明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自然资源均归他所有，然而，这么做不是在建立一种社会主义体制；刚果的列奥波尔二世的统治也不能接受为效仿典范。除非实行全面的控制，为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