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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人们引证这句话时，都以为它似乎是歌德的格言，当作他认为魔鬼会对一个大学生说此话似的。哈姆雷特被看作“思而不行”的严肃告诫者，然而没有人认为奥赛罗是“行而不思”的告诫者。柏格森之类的教授对一般人持着势利眼，极力贬低哲学，说什么生命至少就像一队骑兵冲锋，就我看来，我认为当行动是出于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了解，而不是出于野蛮的浪漫冲动而失衡的自我肯定时，它是最好的。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去寻求愉快的习惯，是对抗愚昧无知和过度权力欲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在不幸中保持镇定、在忧虑中保持平静的一种方法。禁闭于自我的生命可能迟早会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透过宽广而较少的烦闷的亮窗，生命之中较为悲惨的部分才能变得坚韧。
心灵的沉思习惯具有遍及从最浅薄到最高深之处的优点。例如从挨跳蚤咬、火车误点或与贸易同行争吵等这些小苦恼开始。这样的烦事似乎很不值得做出英雄主义行为的反应，或者像对待人类暂时病害一样无可奈何，然而它们对人的影响却破坏了许多人的善良习性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从一些奇特的知识中找到不少安慰，这类知识与这种现时的苦恼有着确实或空想的关系；即使没有这种安慰，也能从人们的思想中当下消除这种苦恼。当我们受到气得脸色发白的人攻击时，想想笛卡尔《论情感》中题为“为何那些气得脸发白的人比那些脸发红的人更为可怕”的一章，就会感到欣慰。当一个人对于寻求国际合作之困难感到不耐烦时，如果他正好想起已故的路易九世在参与十字军圣战前，与《天方夜谭》中作为世界半数邪恶的黑暗源泉“山岳老人”结成同盟时，这种情绪就会消失。当资本家的贪婪成为压制时，人们可能从对布鲁特斯的追忆里得到突然的安慰。这位共和主义美德的典范，以利率40％贷款给一个城邦，而当它无法付出利息时，他竟雇佣一支私人军队将该城包围。
奇妙的学习不仅能减少不愉快的事，而且，能使事情变得更愉快。我喜爱挑杏，是因为我知道它们早在汉朝时就首先在中国培育起来了，后经卡尼斯边王扣押的中国人质传入印度，不知何故又传入波斯，公元一世纪时到达罗马帝国；“杏”这个字与“早熟”一字同出于拉丁文，因为杏成熟较早，而字首A是由错误的语源学而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水果品尝起来益为甘美。
约在100年前，一些好心的博爱之士创立社会团体，以“传播有用的知识”为目的，这样一来人们不再欣赏“无用的”知识之美味了。有一天我偶然翻开柏领的《忧郁症的解剖学》，当时我正受到那种情绪的威胁；我了解到有一种“忧郁的质料”，但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四种体液产生的，“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除去粘液之外）产生的，瓦勒利奥斯和米兰德坚决持此意见，佛席斯和蒙塔尔特斯也这样认为。他们说：‘名的如何变成黑的呢？”尽管有这种无法回答的主张，但有如柏领告诉我们的，撒克逊的海克力斯·卡丹·圭安奴鲁斯和劳伦秀斯却持相反的意见。受到这种历史性回顾的安慰，无论是由四种或三种体液引起的，我的忧郁被驱散了。对于过度热情的治疗，我想指出比上述古代争论过程更为有效的一些方法。
虽然文化上初浅的快乐足以解除实际生活中的一般苦恼，而沉思更为重要的功用则关乎生命的灾难、死亡、痛苦、残忍以及国家民族陷入不必要的悲惨状况。独断的宗教已不能再带来慰藉，为了使生活不趋于黑暗、枯燥，不致充满肤浅的自我肯定，必须寻求某种可以代替的东西。现今世界充斥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群体，其中没有一个能具备全人类的整体眼光，每个群体都于可文明毁灭，而不愿作丝毫的让步。对于这种偏狭，任何专门教育都不能提供解救的办法。因为它属于个人心理上的问题，解毒良方应求之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一切无碍自尊心、相反能让个人以合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那些学科。需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片断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体人生目的概念之知识：艺术与历史，对英雄人物生活之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极其偶然而短暂的地位的了解——所有这些都同人类特有的自做心情相联系，即经验与理解的能力。崇高的感情和透彻的思考力。从广阔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感情结合中最易产生出智慧来。
在所有时代，人生充满着苦痛，在我们今天较前两个世纪人生苦痛更甚。为了逃避痛楚，驱使人产走向卑琐，走向自欺，走向创造出大量超个体的神秘事情。然而，这些短暂的慰藉只不过是增加长期受苦的源泉。个人与公众的不幸只能靠意志与智力的交互作用来控制：在意志方面是拒绝回避不幸或接纳一项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在智力方面是认识它，如果能补救则寻求补救的办法；如果不能补救则根据对它的关系的看法，将它视为不可避免的而接受它，并且记住那些存在于它之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星空的深远之处，使得它变得可以忍受。三、建筑与社会问题
建筑，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纯粹功利主义的，即提供温暖和保护；另一方面是政治性的，即以层层巨石表现出来的荣耀的方式，强加某种观念。前一个目的，作为穷人的居所，已很足够；但天神的庙宇和帝王的宫殿，其设计要激发地上趋附者们对天上权力的敬畏。在少数情况下，颂扬的不是个别的君王而是群体：雅典的卫城和罗马的主神庙显示出那些高高在上的城市的赫赫威耀，以教诲臣民和盟友。在公共建筑中，当然要考虑美学价值；后来，富豪和皇帝的宫殿也要求建造华丽，但农民的茅舍或城市无产者摇摇欲坠的住房，就不能将此作为目的。
在中世纪，尽管社会结构有较大的复杂性，建筑中的艺术动机同样受到限制。实际上，大人物的城堡更是如此，因为其设计目的出于军事抵御，如果展现美观，那纯属偶然。中世纪最好的建筑物，领先的不是封建制度，而是教会和商业。大教堂展示了上帝和主教们的荣耀。英国和落后国家间的羊毛贸易，直使英国国王和勃民第的伯爵俯首听命，这种交易虽在英国许多市场上不无勃勃生机，但更多的是在弗兰德壮观的布业馆和市政大厦体现着傲气。只有在意大利，这个现代富豪统治的发源地，商业建筑才达到了完美。威尼斯，这个大海的“新娘”，使十字军流连忘返，使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五体投地，在行政长官和商业王子的宫殿中创造了庄严美的新模式。不像北方的乡村贵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城市权贵们不需要孤单和防御，他们毗邓而居，把这两座城市装扮得让走马观花的游人看每样东西都一目了然，光彩夺目，美仑美免。尤其在威尼斯，隐藏肮脏是很容易的：贫民窟都隐蔽在曲径幽巷之间，不可能被坐在耶据船上的人们见到。富豪统治阶级从未达到如此全面而完美的成功。
在中世纪，教会不但建造大教堂，还建造另一类与我们当今需要更为相关的建筑：修道院、神学院和大学。这些建筑都根据共产制的形式，为了一种和平的社会生活而设计。在这些建筑物中，个人的每样东西都是朴素和简单的，属于公共的则都是华丽和宽敞的。一个僧侣只要一间结实和简朴的密室就心满意足；厅堂、礼拜堂和餐室的异常华美却显示出团体的尊贵。在英国，庙宇和修道院保存至今，主要供游客观赏，但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依然是国民生活的一部分，保持着中世纪共有制之美。
随着文艺复兴传播到北方，法国和英国粗俗的贵族们便着手策划，以求获得意大利富人们的那种光辉。美第奇家族把一些女地嫁给国王、诗人。画家，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建筑家效仿佛罗伦萨的模式，贵族们以乡村住宅取代了城堡，显示出优雅和文明的贵族阶级新的安全感，而不必担心外来的袭击。但这种安全感被法国大革命破坏了，从此建筑的传统风格失去了活力。在旧权力苛延残喘的地方，它们也一息尚存，这在拿破仑对罗浮宫的增建部分中可以看出；但这些增建部分有一种庸俗的华丽气，显示着不安全感。他似乎竭力想忘掉他母亲用蹩脚的法语不断给他的教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