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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一个教育者教育的结果与他原来的打算不一致，那他的确是很愚蠢。尤那依·希普是一个慈善学校的学生，学校本来想培养学生具有谦恭的品质，结果却是另一番样子。但是大多数有能力的教育者还是相当成功的。如中国的文人、现代的日本人、耶稣会会员、阿诺德博士以及那些制定美国公立学校的政策的人，上述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同情况的目的可能完全不同，但总的来说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决定我们自己的教育目标之前，很有必要花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上述这些不同的教育系统。
传统的中国教育在某些方面与雅典教育的黄金时代有些相似。雅典的孩子要从头到尾的熟记《荷马史诗》；中国孩子同样要背会孔子的《论语》。雅典孩子要敬奉上帝，但这只是表现于一种外在的宗教仪式上，至于他们自由地思考并没有什么限制；中国孩子经常要参加一些祭奉祖先的仪式，但也决不会被强迫完全相信这些仪式含义。有知识的人应该对事物经常采取怀疑的态度，因此，什么事情都可以讨论，但并不见得一定要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边吃晚饭边愉快地讨论，没有谁会为此剑拔署张；卡莱尔称相·拉图是“一个高贵的雅典绅士，就是在天国里也会自得”。这种品性在中国的哲人身上也能找到，但由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人身上却一般没有。除了他们能完全吸收希腊文化的精髓，如歌德那样。雅典人和中国人有着相似的享受人生的愿望，对快乐的看法也一致，而且这些看法因他们极细致的审美观也变得高雅起来。
然而，这两种文明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希腊人精力充沛而中国人比较懒散。希腊人致力于艺术、科学以及消除对上帝的信仰，所有这一切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政治和爱国主义为希腊人的过多精力提供了发泄的机会。如果一个政治家被驱逐出境，他会领导着一群流放者对他的祖国发起攻击。而如果一个中国官员失宠子皇上，他会退隐到乡间并且写些田园诗歌。因此，正是希腊文明本身毁了它自己，而中国文化却没有受到打击。上述不同好象不能完全归结于教育。比如日本的孔夫子式教育就不会产生那种只有中国文人才具有的闲散、高雅的怀疑主义情绪。当然，京都的贵族可以除夕。
中国式教育带来的是稳定和艺术，却没能带来进步和科学。也许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爱产生怀疑。热情的信仰可能会带来进步也会带来灾难，但不会带来稳定。而科学虽然冲击了传统的信仰，但它有自己的信仰，不过也只能在自由怀疑主义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在一个为现代发明统一了的动荡的世界里，要想保存自己的文化，需要的是活力。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中国文化只限于很少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希腊文化也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教育已不适应现代世界而被中国人自己抛弃；也正因如此，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文人相似的18世纪的绅士们也不可能存在。
现代日本教育清楚地说明了当前在所有大国中都很突出的倾向——认为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强大。日本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培养公民的爱国热情使之愿意为国家献身，同时通过传授知识使公民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尽管这两项目的都达到了，我对其方法却并不是很赞赏。自从可蒙德·佩里的军队进入日本，它就处在一种很难保存自己的文化的状况。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保留自己的文化，那么日本人的成功便证明了它们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但只有这种极其危险的状况才能证明某种教育方法的正确，除此之外这种教育方法在任何一个没有面临危险的国家都会受到责备。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能表示异议的神道教，其历史与《创世纪》一样可疑；代顿案件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也自愧不如。还有其他伦理上的专制如对民族主义、孝道、尊奉天皇等决不可怀疑。因此就很难取得各方面的进步。这种体制的最大危险是可能引起革命成为进步的唯一途径。它虽不会立即发生，却实际存在，而且主要由于教育制度所造成。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日本教育有一个与古代中国教育正好相反的缺点。中国文人容易产生怀疑并且比较懒散，而日本教育出的人往往又太死板并且工作特别卖力。而真正的教育应既不赞成怀疑主义也不赞成教条主义。它相信知识是能够掌握的，虽然有一些困难，也认为某个时间的知识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错误，但可以通过细心和刻苦加以纠正。在信仰方面，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差错都会意味着灾难性的毁灭。然而我们又是根据我们的信仰行事。做到这二者兼顾就很难了，它要求掌握高度的文化知识同时又没有一点道德上的沦丧。但尽管存在困难却不是没有可能。死板。顽固的人认为容易，容易怀疑一切的人认为没有可能。二者都是错误的，当它们的错误广为传播时就带来社会性的灾难。
同现代日本人一样，耶稣会会员也犯了将教育放在某机构利益之下的错误。对他们来说，就是放在整个基督教教徒利益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关心某个学生的利益，只是将他作为实现整个教徒利益的手段。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学说我们就不会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把人的灵魂从地狱里挽救出来是现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有天主教会才能做到。但不赞同这种教条的人只有根据结果来评价耶稣学会式教育。其结果有时的确如希普一样不理想。伏尔泰就是一个例子。但从长时间来看，这种教育最初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反对改革、一成不变以及法国新教的崩溃都可归功于耶稣会式教育。最终只有靠法国人革命来扫除他们的恶劣影响。在教育方面他们带来的坏处是并非根据对学生的爱而是凭见不得人的目的来进行教育。
到现在英国的公立学校实施的还是阿诺德博士的教育体系，但它也有一个缺陷，我们称之为贵族化，其目的是培养人们成为高层人物或权力支配者，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边远地区。贵族阶级如果还想存在的话，必需具备一定的美德，这些美德往往由学校教育培养，教育出来的人应该是精力充沛、坚韧不拔、体格健壮、信仰坚定、正直忠实，并且相信自己身负重要使命。他们不需要思辨，因为思辨可能会产生怀疑，也不需要同情，因为同情会干扰他们统治“次等”种族和阶级，为了粗暴，他们舍弃了善良；为了意志坚定，他们舍弃了想象。如果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里，这种教育的结果永远是一个贵族，有苦行僧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贵族政治不存在了，哪怕是最聪明、最完美的人也统治不了人们，以往统治者实行的往往是残暴统治，而暴政又会激起人民的反抗。复杂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智力，但阿诺德博士却舍弃智力以求“美德”。滑铁卢战役或许在伊顿游艺场获得了胜利，但大英帝国在这儿已逐渐消失。现代社会的要求不同了，它要求更多的想象力，同情心，要求更多的知识与灵活性，要求少一些蛮勇而多一些思考。未来社会的管理者只能是自由公民的仆人，而不是臣民仁慈的统治者。英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贵族传统的影响是有害的。也许这种传统会逐渐消失，也许传统的教育机构会发现已经不能适应自己的要求。对于这些我并不敢贸然得出结论的。
美国的公立学校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任务：把聚集在一起的不同种族的人转变成同一个民族，这项工作完成得既快又好，实在应该给完成任务的人以极高的赞赏。但美国和日本一样有其特殊的情况，而且由特殊环境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不需要随时随地地加以仿效。美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困难，其优点在于：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没有卷入战争，没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禁钢人的思想的传统。移民们发现美国有～种很普遍的民主气息和先进的工业技术。我认为这是他们更羡慕美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但当他们一旦移入美国之后，一般都保存着双重爱国情绪，在欧洲战争中，他们依然站在自己原来的国家一边，而他们的孩子与此相反，对他们父母原来的祖国没有任何感情，成为纯粹的美国人。这些家长们的态度应归因于美国的上述优点，而孩子的态度则由学校所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