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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把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并以此为信息社会的基本设施建设专门设立了一个部。
朱只有不断通过其个人的直接干预才能克服强大的官僚主义阻力，使裁员和机构改革得以落实。但是，在改革方面，他有全国人大在人事上的支持，同时还有政治局成员那坚定不移的后盾。一个改革后的政府系统，即一个基于市场经济要求为基准而设置并运作的政府，就这样的产生了。
同时过渡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是一项相当艰巨的重任。对于设立、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来说，还面临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一个新的选拔官员的方式、途径。各部委从此刻起，通过选拔来招聘工作人员，而高级官员的任命依然由党组织负责。
收 权
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建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税收和金融体系要向中央集权的问题。邓小平把经济和财政决定权的绝大部分下放给各省，这种放权有助于克服中央内部的思想意识反对派的干预，同时也创造了活跃的干部化企业，它们在80年代也确实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现在却到了把放下去的权力收回来的时候。
放权导致了中央政府收入的疾速下降。1978年，国民总产值的30％还在中央，可是到了1997年，却只有10。7％。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却号令能力的威胁。朱镕基早在1993年就已经着手这个问题，并且在高层与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税收法，以便使中央政府所得税收今后能随着各省税收的增长也不断获得相应增长。
现在，朱着手于解决第二个，即贷款决定权在各省的问题。在邓小平南行期间，干部化企业进入了一场真正的投资热，而且既不受计划限制，也不在乎中央政府的警告，执意扩大生产能力，结果使供严重大于求。为了使这些闲置的工厂运作起来，省、市政府之间相互保护，国内市场被分割成许多小的地区性市场。这种投资热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银行和国家银行的分行受制于地方，它们因此常常不得不对省、市的项目发放贷款。把国家银行从地方政府控制下解脱出来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朱镕基顶着强大的阻力，建立了中央银行分行的新机构，一个跨省、区的不受省、市长制约而能够监控国家银行及其贷款政策的新机构。
在投资热经济运作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还有省属投资银行，它们甚至不经中央银行许可，就从国外申请、接受贷款。朱镕基严厉地处理了这类事情。在这些银行中，能量最大的当属广东的国际信托公司，它因此而在1998年陷入困境，朱也就令其宣告破产，尽管此举有可能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丢面子。广东在过去的那些年中，是所有省、市中最不听中央招呼的。现在，朱杀一儆百。
国有企业改革
朱镕基的国有企业改革遵循着党代会的原则：“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国家从掌握绝对多数国有企业的原则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经济主干中的大型企业：资源、电力、原材料、铁路、航空以及电讯等。党和政府将依照经济原则对企业实施监督控制，即便国家所有制的比例在缩小。
在生产领域内，涉及到生产总值在国有企业中占到60％的几千家大型企业。所有这些企业中那些在1998年3月份仍有亏损者，即日起三年内要恢复到赢利水平，而且其中所有尚未进入股市的绝大部分要准备上市。政府将把这些企业股份的49％投放股市，以此为这些企业引入新的资本。通过改造、合并和收购，要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为加入世贸组织作好准备。
在1997年企业改革计划中，关键性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形成大型企业集团，它们应该进入美国经济杂志《财富》每年所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被选入改造的企业有120家，它们要通过合并、收购其他企业以及产品多样化等途径，形成能够与西方以及日本、韩国的跨国公司抗衡的大型、国际化综合型企业集团。作为所选中的企业有，譬如，中国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长虹（在四川），中国著名的电冰箱和空调生产厂家海尔（在青岛），中国最现代化的钢厂宝山钢铁公司（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以及那由北京大学创立的方正科技集团，也就是中国的头号软件公司。
中国领导人（包括朱镕基自己）对韩国的综合型企业集团，也就是财阀式集团模式，特别推崇。按照他们的想法，正是这种企业集团使得韩国在世界经济强国的竞赛中能够进入竞赛队，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就不会有韩国的腾飞。在朱1998年宣布他的改革方案之后，亚洲经济风暴的风浪已经暴露出了财阀集团战略的致命弱点。许多财阀已经宣告破产，甚至那四家世界级巨人企业现代、大宇，三星和LG似乎面临绝顶的债务。实际上，大宇在1999年就宣告失却支付能力，这家企业的所有者至今仍在潜逃中，而这家世界有名的韩国汽车制造集团，也是韩国综合型企业集团的核心，变成了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企业。
这些经验引起中国政府的深思。它们把财阀集团战略的危险看得更清楚了。即便一种这样的财阀集团战略所创造的垄断带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它最终会不会形成一种以破产的财阀集团来代替亏损的国有企业的局面呢？如果长虹由一个世界水平级的电视机生产厂家借助于兼并变成为一个综合型企业集团，也去生产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通讯设施以及电子产品，为的是它尽快的扩大，以便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名单，那么它未来的状况究竟会如何？这样是否会分散长虹在电视机生产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它丧失其原有的领先地位？
由此，这种综合型企业集团计划就被搁置下来了。那些已经合并起来的企业集团，就形成同类产品之间的联合企业。目的不仅仅是扩大企业，更重要的是压缩生产能力，避免今后无协调的重复生产设备投资。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政府把化工行业中的生产性企业主要的分为两个集团：北部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南部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它们包括了从石油勘探、冶炼到化学原料加工的所有部分。这是以国际石油集团如英国石化集团为模式的。
但是，在国有企业合并和收购过程中还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手术不是由市场引导的，而是由管理部门组织进行的，而官员们对市场需求的考虑，远不如受特定权、益的影响大。难免经常以健康的企业去合并亏损企业，风险不言而喻，赢利的企业有可能变成亏损企业。
银行改革
与企业改革并行而密切相关的是银行改革。过去，国家银行是按照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指令给那些亏损的国家企业划分补助贷款的机构。现在，朱镕基要让它真正的成为银行，也就是独立的按照企业以及项目的偿付能力发放贷款，而且不受党、政部门的干扰。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一个能把贷款合理、有效的投放到那些需要资金并能使其增值的企业的银行系统，那么就没有办法继续保持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率。
要使国家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首先需要的是，得把它从巨额的负债中解放出来。据独立的专家估计，1997年它已经负债3000亿美元了，这可是一个数倍于它的资本的数目。作为第一个紧急措施，朱镕基在他出任总理之际，马上给国家银行输入了2700亿人民币（约325亿美金）。随之的解除债务计划是，为这四家最大的国家银行建立了防倒闭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以票面价值收购了这些银行所发放的救急贷款，并给予这些银行相应的由政府担保的资金。这些防倒闭联合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收购回来的救急贷款做出估价，并给予九年的清算时间，如果所付给银行的资金到那时仍然不能偿还的话，这些票面价值的1/3就可能要被划掉。专家们把此看作为空想，并估计，防倒闭联合会最终充其量能够收回其为了收购救急贷款而发出的资金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