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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数据难免粉饰情况。譬如有些在报表上显示赢利的国有企业，而实际经济状况应该属于亏损企业。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经济管理所的爱德华？斯坦费尔德对一系列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作了调查。84所有这些企业都证明，它们在1992到1995年这段时间是赢利的，而事实上它们几乎都陷于无经济支付能力的状态。
以位于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为例：这是一家有22万职工的大型钢铁企业，1994年鞍钢账面上赢利人民币2。24亿元。对这个拥有190亿资产的企业做了一个短期资产评估，发现它可以使用的只有3％的现金；61。5％是应收账款（钢材用户无力对它们支付的欠条）；34。4％是库存产品价值。应收账款中绝大部分收不回来；库存产品中绝大部分是销不出去的产品。如果鞍钢把这些相应的账款计算进去并重新予以平衡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严重亏损企业了。它的赢利只是账面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鞍钢几乎总是摆脱不了没有支付能力、无法给职工开出工资的状况，而仅当国家银行给予新的贷款时，它才能重新运转。正像斯坦费尔德所强调的那样，鞍钢是一个典型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且也并非是一个经营特别差的企业。想一想，那些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在账面去抵消支出的企业的情况，那将会是何等的状况呢？
为了避免大量的裁员，政府总是给亏损企业不断的输血。先是通过国家财政补贴，但是随着补贴数目的不断增大，政府把这种靠钱来养活国有企业的任务转让给国家银行。这种输血量一年一年的上涨，直到它们把贷款额的90％就这么样的投入到国有企业中去，而且明知，这些钱连成本也很难收回。也像它们的客户，也就是这些国有企业一样，这些银行在它们的财务报表上也对外界显示着赢利。救急贷款不考虑价值。一家国有企业在贷款过期过后，银行要求偿还贷款，而它无力偿还，并要求银行通过新贷款支付旧贷款和利息时，就这么解释的。而银行账面上获得了利息，而那笔救急贷款就从账面上消失了，而这笔新贷款将在两年后重新作为救急贷款在账面出现。而银行以此方式不断地进行投资，而国有企业的亏损依然不断上涨，而这些救急贷款部分在国家银行里的价值也就变成了废纸一张。
在邓最后的几年里，这种发展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1997年，也就是邓在世的最后一年，中央银行承认，四大银行所发放贷款的25％属于这种救急贷款；5％～6％的贷款是根本不会还回来的死账。独立观察家估计，保守的讲，这种救急贷款达到所发放贷款的50％；这种死账至少达到30％。这30％的死账作为没有价值的数字呆在银行账面上，它使银行自身资本成倍的增加，从而国家银行也就像它们的那些国家企业客户一样，技术上变得没有支付能力了。它们只能凭借日益增长的私人存款来维持资金流动。
凭借其现有的模式，国营企业在日渐发展的市场上缺乏生存能力。它们成长于计划经济之中，此刻面临着所变化的环境的威胁，就像恐龙一样，面临着绝境。最直接受到威胁的是数以万计的小型国有企业，它们面临被新的竞争，也就是那些快速、灵活的农村企业所形成的竞争赶出市场的危险。面临倒闭威胁的还有许多老工业领域的大恐龙，它们设备、技术的大部分依然是50年代的水平，它们已经意识到，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进口和西方以及日本的合资企业的发展，它们面临被取代的危险。
不是为市场而生产
在毛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6）时，国家工业也就开始建立了，但是他的目的并非是参与市场竞争和赢利。国家工业的任务是：它要为中国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这种国家消费品工业应该由政府承担经济；高赢利在此不是通过高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来获得，而是通过价格专控。在70年代又增加了一个任务，那就是：生产企业也要做好在战争状态下生产军备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的准备。毛发展出了这个“三线”并在中国内地的深山处修建大型工厂，这一切原本就不在乎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基于经济和政治安全之考虑，划拨生产任务、创造劳动位置。至少对于一部分中国民众来说，也就是对于这些国有企业的工人、干部来说，社会保障、国家许的愿都被兑现了。给他们创造了“铁饭碗”；长期工作位置和终生的社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些工人称为“国家的主人”。到毛去世前，这些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共计约7500万人，接近于劳动人口总数的1/5，他们构成了党领导的稳固基础。如同国有企业拥有最好的生产设备一样，这些企业同时也有很好的福利待遇。它们支付离退休金。那些在50年代初建立的企业，到90年代时，它们的离退休人员已经达到在职工作人员总数的一半。所有在国有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全部社会保险都在其所工作的企业中，这一点对于绝大部分城里人来说，无论是雇主，还是社会保险者，都是同样的对待。
如果爬上鞍钢高炉，往下眺望烟囱林立、规模巨大的厂区，就会看到炼钢设备、厂房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在鞍钢的中部是22万工作人员那浩大的生活区，六所医院、九所中学和职业学校，以及其他等等。围绕着这22万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这个核心企业部分，鞍钢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建立了300余家集体企业，以便为核心企业的家属、子女创造就业位置。在这些集体企业中工作的有17。8万人。此外，鞍钢还有11万的离退休人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任务就是完成计划所要求的。这种不计竞争力的方式就导致了严重不求经济效益生产的后果。生产任务所追求的方向就是，尽可能多的创造就业机会。同时，绝对保障在职人员终身的工作位置也属于企业的基本目标、要求之一。直到1992年，中国对国有企业仍然没有破产之说，也没有解雇、辞退长期工作人员之说。这种工作位置绝对保障的做法势必导致劳动道德的下降。邓晚期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工资靠贷款，干活靠民工”。
改革尝试
在80年代中期，以他有效解决了农村非效益经济问题的方法，邓尝试着去解决国有企业的非效益经济。在农村，通过把生产责任转交给农民产生奇迹。他故此把国有企业的生产责任转交给企业的负责人，他对生产、赢利负责，他享有独立自主权，自己安排生产、在企业确定工资发放，并规定产品销售的价格。由此，绝大部分的做法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与北京的职能部委，具体的是与地方的主管部门签署一份长期“赢利合同”，在其中规定，企业的经理有责任，使该企业的赢利要在一定的百分比上逐年增加。
尽管有赢利合同，但是它并不能扭转企业经理行为所面临的局面，使他把赢利放在第一位。作为经理，他首先要考虑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事情：他必须与企业的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弄好关系，因为决定他仕途升降的是企业的党组织，而不是那些与他签署赢利合同的部门。而党委书记的兴趣点却是政治性的，那就是：书记的成功取决于企业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不满意。因此，经理就得满足于企业内部工人们提高工资、增强福利和其他额外补贴、待遇的要求，以免在企业内形成不安定因素。事实上，实施经理负责制以后，国有企业工人工资的提高程度远比企业的生产能力要大得多。可见，这个企业赢利还是亏损，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
经理进一步还得与所有那些对其个人命运产生影响的为数众多的党、政部门搞好关系，即便是中央直属的大企业也是如此。不仅北京方面要求他们交税，他们企业所在的省、市也期望他们在经济上有所贡献。这个城市要修一条街道，或者要建一个游泳池，自然会有一个特别合理的要求，这个建设项目对这家国有企业的职工也带来了某种好处。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而去拒绝这种要求，就不免会给这家企业经理的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