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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除去大型和赢利的集体企业的工人）来说几乎没有福利保障。他们生活在早期的雇佣与解聘的世界里。不论工人失业，还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者破产，都只能回到自己农村的家里。
从其他方面说，乡镇企业也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业。它是中小型企业的世界。相反，国有企业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造的，有上千个大型企业，生产着2/3的产品。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奇迹是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杰作，这一点西方很少有人知道。当国家给了他们搞生产的自由时，生产马上就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收成连年创记录，然后从1983年开始乡镇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迅速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0％，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增长率带来的。
农村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体制转型的动力。乡镇企业从基础上改变了城市里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它们从受计划经济保护的领地中被赶到了竞争经济的自然猎场上。农民们破坏了计划经济，他们也改变着政治体制。久而久之或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亿个体农民和几百万私营乡镇企业（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个体企业）将会统领这个国家的工业。
第二十二章 城市改革
（1984～1988）
农村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4年农业创记录的收成再次展示了它的辉煌，同时也从政治上鼓舞着邓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经历了初期的蓬勃发展后停了下来。
城市是计划经济的世界，是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体制所管理和控制的世界，同时也是实行改革极其艰难的地区。改革者们在这里遇到了党和政府中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人感到自己党内的地位、个人的地位和特权受到损害。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情况下，不赞成改革的人失去了机会。邓小平让他的总理赵紫阳和赵的有自由思想的智囊小组制定国有企业的改革纲领。在邓的支持下，赵在1984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这个纲领。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城市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赵紫阳按照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样板搞企业经理生产责任制。过去对国有企业只搞一些被动的改革。各专业部委对下属的企业做出规定，哪些产品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可以生产，销售价是多少，全部利润都上交国家。国家对企业投资，并承担风险。生产不景气的企业靠效益好的企业养活，“大家都在吃大锅饭”。对效益好、搞革新的生产单位没有任何物资奖励。
现在，改革赋予了企业经理对生产、质量、价格和投资的决策权。企业不再像以前上缴全部利润，只需照章纳税。经理可以随意使用税后利润，部分可发放职工福利补贴或支助有关的福利机构。企业可以用它剩余的利润或银行贷款来满足它的资金需求和资本需要。
各个企业必须按照约定的价格提供约定的生产计划数，除此之外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推向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计划价和市场价的两级价格制。只要产品缺乏，市场价就会高出计划价，有时会高出很多。企业一旦完成了计划指标，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既可以出售超计划的产品，也可以换取必要的原材料和配件。由于计划生产预先确定产品的数额，所以市场和它的价格将决定企业的经济行为。这是改革的一个理论问题。
为了确保企业经理的决策自主权，改革将企业中党的书记的领导地位与经理的管理权限相分离。人们可以想像得到，赵紫阳在这方面克服了多大的阻力。企业里党的书记和党支部只限制于做思想工作这个范围，企业经理成为最有权威的老板。
从计划中走出来
与管理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的是，赵想使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冻结计划的总额。在国有企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不断地下调计划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迅速减少了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因为乡镇企业生产的增长率从开始就在计划之外。这种做法产生了效果，计划生产占国民经济总产量的比重从1984年的80％下降到了1991年的16％，在邓时代的最后几年降到了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性行业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
私营企业合法化
1984年，中央委员会公开承认“个体企业”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城市里也出现了街道两旁的商品销售点和小饭馆，小旅店，不久出现了卡拉OK厅，建立了各类修理点和手工产品生产点。毛时代萧条的城市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个体企业职工数限于7人的规定通常也不严格控制了。我对中国的务实主义有亲身的感受。我从与一个省的“个体企业”协会主席谈话过程中获悉，我的谈话对象总共雇佣了24个工人。我困惑不解地问道：“但是您只允许雇佣7个人呀？”回答是：“是的，但是我有4个企业。”这就是中国！
1988年官方取消了只准雇佣7人的限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可以合法经营了。然而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人企业、家庭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世界。500人以上的大型私营企业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凤毛麟角。我们将在第三十六章继续讲述此方面的发展情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城市改革随着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984年起进入了一个5年的轰轰烈烈的发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