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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捞了一只更大的，她一把抓住，又塞进了嘴里，但是，这条鱼在她的嗓子里发脾气，啪啦啪啦甩尾巴。我从枕头嘴里将奄奄一息的金鱼抠出来时，枕头哇哇大哭。于是，我马上决定先不忙着把孩子赔给双亲，存个地方，玩两天再说。同理，我也可以晚死两天。想到四个哥哥马上就要回来，我先把澡盆扔进了花房旁的地窨。我抱着枕头，踩着地窨的脚蹬，下到窨底时，脚下一滑，仰面摔倒。幸好枕头压在我身上，她只是咧了一下嘴，脚丫子乱蹬了两下。我发现枕头贼溜溜的眼睛四处张望，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
地窨里潮湿的土味和蔬菜置放的味道让她新奇，她抬起头来，仰望咄咄逼人的蓝天收缩成马桶大的一块，扭头看着我。我和枕头还同时发现了一窝蠢蠢欲动的灰色潮虫，红胳膊红腿黑脊背的蚂蚁散兵若干。
……从地窨口刚冒出头，就看见大哥了。我双手撑着窨口的木板，身子向上一跃，站在地面的同时，心虚地喊了声大哥。
大哥背对着我。他甚至是犹豫不决地扭过身来：噢，你在这儿，他冷淡地说，大哥手中拿着一个大肚烧瓶，指缝中夹着两根试管，烧瓶里面装着粉红色液体正不断地冒出活泼轻盈的泡沫。大哥最近对盗墓、天文、拳击不感兴趣了，对薛施的妈妈常玲玲女士的生化检验工作，对药物，尤其是毒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床下堆满了一捆捆干枯的叶子、根茎、树皮和长短颈的烧瓶、器皿。你还打算自杀吗？他问我。你能研制出像黄油球（一种水果糖。）一样好吃的毒药吗？其实，氰化物可以通过酸化作用从生物体液中释放出来。我现在缺钱买白鼠、兔子、狗和猩猩，我的实验经费只剩两毛钱了。说着，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本《尸体剖检技术》。我扫了一眼那书的封面：藤紫色的衬底，一颗骷髅和半截人骨架子横陈在一把煞白的剪刀和两把手术刀之上。
我拍拍手上的土，告诉他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地窨下面凉森森冷飕飕的，我左腋窝夹着水瓶，右手端着碗面糊，全靠胳膊肘支撑平衡。
枕头在我走开的这段时间哭声凶猛，见到我之后，尽管笑得由衷，我依旧从她的眼角及耳朵眼儿里看到了积攒着的完整的泪花。她笑的时候，鼻翼两侧簧片般抽搐，我嗓子眼儿有东西糊住了似的难受。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我把枕头给忘了。我和大哥、三哥一起去北大找小姨探讨南北朝时期一个叫雷的，他在《炮炙论》中提出了用醋处理莨菪、吴朱萸的方法是否可行，顺便去颐和园游了游泳。小姨不留我们住下我们偏要住下，小姨住在燕东园S楼，那是一栋欧式别墅，小姨和另外一名大学者合住，有关那位大学者后面或许我会提到，但这会儿，我要说的是中国强的十二户人家都知道幼儿园丢了孩子，这是建国以来头一次发生的恶性案件。
警察们像夏日雷雨前的蜻蜓，打成团地在幼儿园里侦探排查了多久，不得而知。我喂枕头面糊时，她只吃了一口，从第二口开始，就执拗地用舌头往外顶，眼珠也朝上翻转。我说枕头将就点，我还说嘘——别哭，你给我住嘴，不吃拉倒。枕头哇哇的哭喊声确实能醍醐灌顶，我真蠢，蠢透了，孩子都能偷来，奶还偷不来一瓶吗？
薛施这家伙数天前来找我，问看不看流氓戏。在哪？我边咬着一块虾酥糖边问。薛施把我领到她家的后门右侧时，薛施先趴在门缝瞧了一下，然后扭头，摆手招呼，她的目光中有着闪烁不定和冷冰冰的成分。我蜷缩成刺猬，瞅了瞅身后一地凋败的槐花与榆钱儿，两只睡在树根纹丝不动的小母鸡，心莫名地蹦跳。再转身，蹲下，像鸭子一样移动着脚步，双手按着直掉漆皮和木屑的门框，眼睛钻了过去。
薛施的父亲正侧卧在薛施母亲的怀中吃奶。我转过头，怀疑地朝薛施打着吃奶的手势，是看吃奶吗？我比划着问。薛施不住地点着紫砂壶大的脑袋，还朝我眨眨眼。用不出声的口型喊着：快点！薛施的口型和她父亲吃奶时的口型酷肖，薛施的父亲像一头肚皮朝天的狗熊，一手抱着一个乳房，又白又宽的大脚丫子法典一样厚重地搁在床栏，脚指头弹打着满是奶香的空气。薛施的父亲脑袋不是很老实，没完没了地往薛施母亲怀里扎，拱得她哎哟哎哟，叫声连连。
你妈哪儿来的奶？坐在槐树上之后，我喘着气问。生下我小妹之后呗，薛施喘着气答。
一串串青白的皂角花和粉灿灿的芙蓉花把布满光影光点的桠杈树皮放在骄阳下亲媚媚地闪动。
那玩艺儿比水枪滋得还足呢。我说。
哼，前几天更足，我爸还用它洗脸呢。她说。
你吃奶么？我问。
恶心！她说。
嗯，我还看见你妈的奶子上有一圈圈蓝色的蜘蛛网，你妈的奶子像个大茄子。我说。
滚蛋，那是毛细血管，薛施说到这儿突然来了气，哧溜滑下树，跑了。
此刻，我全都回忆起来了。我噌噌几下爬上地窨，从家里抄起一个准备放猪油的大茶缸子，朝薛施家跑去。
薛施的母亲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声嚎啕。薛施的父亲坐在英文打字机面前，正在草拟一份寻人启事吧，薛施有些幸灾乐祸地指指那张空着的小床、凌乱的玩具及尿布片子，两手平抬说道：我妹妹飞了。
我不加思索道：飞了就飞了呗，我来向你妈要点奶。
要奶？薛施迷惑。
我偷了一个女孩子。
薛施的母亲猛地回头，像只母豹子扑向我。
我偷的原来是薛施的妹妹，常玲玲的小女儿，唉。
死揍小虎
我之所以没被掐死，是情急之间把那个盛猪油的大茶缸子扣到常玲玲脑袋上去了。常玲玲一下子成了不露五官的铁面人，一个劲儿地干呃个没完，她嘴里有一股罗宋汤和生洋葱的臭味谁都忽视了，因为不知为何，她把一串名贵的珍珠项链扯断了，纷纷散落的珍珠撒了一地。
薛施的父亲报了警，警察进来时，我正把手心中的几颗珍珠用手帕包着。再等来到有一股腥牡蛎味道的派出所，大开眼界地看到自己被关在铁笼房里，一个小铁凳子焊死在笼子正中，而警察们看到我时也嚷嚷大开眼界——终于看到一个洋娃娃是女魔王。
据说常玲玲被我扣上茶缸子后成了大头娃娃，被送到大北窑附近的北京机床厂，请了八级焊切工才把那个大茶缸给切割成两半，才让常玲玲那颗囫囵头重现天日。焊切工在切割的过程中发生了火苗拐弯，切割物不配合出尖怪声音等情况，焊切工压根儿不知道那个大茶缸是苏联货。是我十来个姑姑中其中一个姑夫在莫斯科读博士放假回国送给我姑姑的定情物，我姑姑对这个毫无诗意的大茶缸能否装下爱情相当怀疑，姑姑拿到我家来时说：看看能盛点什么就盛点什么吧。
大茶缸有红场的图案，有列宁的墓碑，有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穿着圆领花边白衬绸短袖上衣，红白方格宽背带短裙，粉红色塑料凉鞋和白色有红条纹的尼龙袜，头上梳着五股辫，扎着粉红洒着银粉的蝴蝶结的我利用铁凳子下软腰。腰越来越软，腰越软越要下，母亲告诉我要想长大后的腰和你现在的腰一样粗，狠狠下吧！我不但在铁凳子上练下软腰，还利用铁凳子后上翻，让脑后勺蹭蹭脚心和脚后跟，我忘记有没有用铁凳子练倒立，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被长得像《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我的大哥领回家时，我对一位个子矮小的警察说：这个铁凳子四个角可以同时要去四个人的命。我建议你们做一把橡皮凳子，或者找一个草蒲团取而代之。
任何人问我在看守所的情况，我都笑笑说好，好。马路说汽车好。苍蝇说苍蝇拍好。麻雀说弹弓好。犹太人说奥斯维辛好。坏人说警察好。
一个学龄前儿童就敢偷小孩，我被送到了北京的安定医院、广州的芳村医院和上海的龙华医院及上海精神病防治中心。我觉得这些医院与看守所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以致文革期间，母亲被关押在狱，进驻医学院的军宣队把我押到市郊的门头沟看枪毙死刑犯时，我毫无表情地看着一颗、二颗、三颗人头变成血葫芦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