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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胳膊交叉着搭在前面的椅背上，目不转睛盯着银幕，我欠了欠屁股，示意他把围巾抽走。
“不行，还不行！”他强调着，我一边欠着高高的屁股，一边用土话说：“麻烦哩。”“你趁早起来，甭费事。”他的音调一下拔高了。“讨饭还要戴手套，你才费事哩。”“你说什么？太不像话了！”那男的又拿笔记簿拍我的肩膀，他人斜倾，就更像欲坠的绞架，我从插队到今天，三年来可是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走开，操心爷里外耳光子打你个风雨不漏！”我顺口说道。目光紧追着银幕上胖得像布袋装冬瓜的姑娘去了小河边……“你是哪儿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抬眼看到他奇窄极高的额头，眍眼又大又黑，断他是广东人。面对老乡，一下子心就软了，屁股就撅得更高了。谁料，他说围巾我不要了，请你必须走开。我心里骂赶情绵甜瓜擦屁股，没完啦，又见我身右边还有一个空位子，就噗通挪了过去。挪座后，我才发现我的左脚一直踩着人家的围巾，难怪他揪半天也没揪出来。
我把围巾揉成一团给他，他起手推挡，表情阴沉。我再给，他再推挡。我总不能把围巾变成哈达献上吧，于是，我就把围巾放在我和他之间的扶手上，继续看有着布袋装冬瓜风范的那位朝鲜姑娘头顶着水罐从小河边往家走……
看到半截儿，我偷眼斜视左边的他，发现他已经不厌其烦地睡着了，嘴巴愚蠢地半张着，头微仰，双手抱着的笔记本放在肚皮上。他穿一件改良过的青年装，领口翻得斜小，有三个扣眼，明上的口袋没有盖子，这是典型的外省人穿的外套。看三流电影等于骑在一匹识途的马上，纵情地想入非非……昨晚支书通知我到县一中读书时，我正从灶坑里捡拾烧好的山药蛋。我是来插队的，不是来读书的，我抗议着。谁让你小侉子又是褥又是被的，全村谁家抽得出一床被敬供读书哩，支书双手来回着烧山药蛋，边剥吃边说。我说我捐被。支书说：“肥羊躲不过屠夫手。”我哭丧着脸说：“我哪里走得开，猪呀鸡呀兔呀的一伙伙，肉肉实实正成长着，朝朝暮暮要我喂吃喂喝……”“放屁！”支书打断道，“县上来了文件，说教育要回潮，村村有指标，完不成任务的要撤职，还要在县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哩。”我说：“自古听说鸟儿回巢，没听说教育回巢，爷大不了嫁给你侄儿就是了，也用不着让我去坐冷板凳吧，不去！”“爷要是抓壮丁，认准了你呢？”支书咽下最后一口烧山药时，声音充满了央济的慈爱；“娃受了三年，你瞧你车轴脖子不洗涮，脸蛋脏成灰瓦罐，不读书哪里有拾掇的功夫，娃乖乖去哇，你养着的牲灵爷让人帮你照看着……”接着，支书一边用火铲拨拉着灰堆里的山药，一边说：“小侉子你在村里应承嫁谁都是戏言，到了县里，可再甭张口闭口嫁人敷衍，被人耻笑哩……”支书话音没落，一伙人拥入窑内，这帮家伙天天晚上都在我的窑里摆龙门，捣旧古，夏歇凉，冬取暖，春秋聊女人。我自打进村，村里人就说我说话侉得吓跑秤盘星，起名叫我小侉子。最初，我请胡蝶、牛板筋、屈虎豹等人教我说土话，自然油灯的捻儿挑得高，锅里的滚水放糖精，筐里的焖山药蛋，盆里的稠粥，黍秫糕随便掰吃，不多久，我的土话学得麻溜溜光了，这帮家伙也和我打成一片毡了。
这天晚上，当他们知道我要去县一中读书，自觉组织成一支发引送葬的队伍来到了我家。“就应该送屈有财去读书，那狗日的地主管得爷麻烦。”贫协主席胡富裕气哼哼地说。“娃一整天要学习两个半日，屁都压在腚下面偷悄悄放，苦情哎。”说这话的是妇联主任粉粉婶，她和我的交情绝非一般。“自古以来有抓差的、抓丁的、抓鸡抓鸟抓蚂蚱抓阄的，没听说抓人读书的！”会计屈邪邪说。再后来，有劝支书另选人头的，有劝支书让指标报废的，可就是没人自告奋勇替我承当。我看支书抱着个羊皮烟袋，使劲儿在烟锅里面掏个没完，就知道支书为难了。我说我去，读书吃盐齐没坏处，我去学校改造去。支书生怕我反悔，说读书出工一个待遇，每天照计五分工，还答应年底发展我入团和加入基干民兵连。
……我出来读书，最难过的是福儿奶奶，哭得调门乱跑。嘿，不说她了。我都出村了，又让胡生花送来一个净水瓶，里面除了一枝杨树上黏腻芳香的花苞鼓起来之外，还有一朵蜡纸做的凄白艾艾的荷花，她殷殷得真可以。
《劳动家庭》故事寡淡，一帮获得金日成勋章和人民功勋演员奖章的男女演员们都为了什么而什么，不如我们村里的二人台，即兴性很强，把“三爷有令带溜子喽——”说成“三爷尿炕晒褥子喽——”的现象很普遍。这中间，片子还烧了一次，油饼大的蓝紫色窟窿一股刺鼻的焦味。坐在我旁边的他被骤然间通明的灯光和不满的口哨声、鼓倒掌弄醒了，他以为电影演完了，都站起来又坐下了。他瞅了瞅搭在扶手上的围巾，看着我边跺脚边鼓着倒掌，目光里全是避之不及的反感。我离开村后就难受，我对付难受的方法就是打榧子，吹口哨，嗷嗷乱吼，双手捂着嘴学驴叫，包括让头上的两个锅刷子变成深秋肥嘟嘟的鼹鼠，吃力地雀跃不停。
我注意到他不屑地瞥了我几次，甚至都要指责我了。但是他那悒郁持重的举止以及他那充满孤癖梦幻的目光注定了他欲言又止，犯不上抒发廉价的指责。他灰心丧气地摇着头，并不是对我而是对电影，旋即，他打开了笔记本……
电影结束了。他合上笔记本，起身。我说给你的围巾，他充耳不闻。我把围巾搭在他肩膀上，他在掸掉一片枯叶——把围巾甩在椅背上，表情决绝。深灰色的围巾瘫软地搁在那儿，围巾的缨穗颤抖了几下，无非是想索要一份绵长。我发现有熟人在和他点头，打手势，其中一个圆脸、戴顶前进帽、眼睛笑眯眯的男人还和他说了句什么，他摆摆手，不值一提的表情。我心里斜刺出另外的主意，就想再诚意一次，反正我草筛饮驴做过了，也就对得起良心了。“我的腚又没长眼睛，坐了你的围巾是不小心，又不是故意的，你要咋么？”我在他背后磨磨叨叨说着，又拿起围巾劝他收下。他扭头看了我一眼，满脸鄙夷，于是，我一跺脚，跨栏一般越过几排椅子，噌噌噌地挤入人流，将围巾不由分说地交给了头戴前进帽的男人之后，朝他比划着，神气活现地做了个鬼脸。他愤怒地似乎说着咒语，而我离开了电影院。离开了一排排剥落漆皮的乌黑座椅。
在课上
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觉得昨夜的梦做得日怪：一群书生模样的人下饺子似的从城墙上往下跳，人死是死了，但每一个人脚踝都埋在土里，立着，脸色或雪白或黝黑，如经幡不倒。我紧着揉揉眼，先放了一个起床屁，再放一个出门屁，就赶忙到校园门口去找我的鸡队长和鸡队员们。我想鸡们见到我如企鹅见到南极，扭扭摆摆地走过来，诉说它们在春风沉醉的夜晚又冷又饿的体验，我抱起毛球球，放下绒朵朵，再抱起芦花和白白，顺手把中指戳进热乎乎的鸡屁眼儿，验验有没有蛋。想象是我的浓雾，清晨越发舍不得它们弥漫。我双手恍惚地端着鸡食槽子，觉得昨晚睡在只有鸡食槽子宽的大通炕上，骨疼背酸是罚，炕冷得脚后跟直抽筋是苦，见满眼生涩的面孔是难，来这学校是我和鸡们的灾，见到那个绞架高的男人是霉，想到这儿，恨支书就恨得不轻。泛滥了恨的心思，步子就快疾，在林荫道上，迎面见到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戴着卢嘉川一样的围巾；宽，前摆后搭，提着水壶，步子适中，肩膀平端，目矩对称，一副到领奖台去接受绶带的神情，便让我不由也想起昨晚在电影院，见到的那个奇窄极高额头的家伙，那哪里是一条围巾，分明是绶带嘛！ 我问传达室的老头，“见我的鸡没？”那老头一只眼瞎着，歪着嘴说：“鸡？噢鸡？”那老头边说边摇头：“你以为在这地势被日本人杀死的四千多号人白死哩，冤魂可是四处游荡，奈何不了跑走了的日本人，就迁怒跑来的外省人，屠场变学堂，神鬼事发生就很正常，你的鸡不发生点什么，你说正常不正常。于拙先生死得都很正常，不是么？”
传达室老头的话，让我想起了昨日抱过的死尸——于拙老师。想到他一个人冰凉凉地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