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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问题没有将来中国面临的问题严重，因为中国人口是迅速地降低，而
且又实行了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
懂得了现在和将来做交易的限制条件，对美国的债务问题便有了新的认
识。现在（1992）美国政府的债务累计已达 4 万亿元，相当于一年国民生产
总值的将近 2／3。如果再加上私人和企业债务，总数还要大得多。这是不是
意味着为了清偿债务，将来美国人必须在半年多之内光生产不消费呢？不
是。因为从总体上看，现在不可能向将来借债。换言之，这笔债务的债权人
也是美国人，内部债务必定是互相抵消的。美国国债的真正问题并不是现在
向将来借钱，使将来还钱时美国从总体上变穷（因为政府还钱给百姓，百姓
变富了），而是扰乱了金融秩序。政府不用增税或节约开支的办法对付赤字，
而是向百姓借钱，结果与民间争资金使得企业该投资的项目得不到款源。从
实物上看，生产出的用于投资的产品如钢筋、水泥等，从民间投资转向了政
府支出。（这是一个简单化了的比喻，事实上基建工程也要使用办公用品；
而且投资用途变化时，其具体构成也要变化。）如果美国政府向联邦储备银
行（美国的中央银行）借钱，结果便是增加了通货（包括钞票）的发行，造
成通货膨胀。这些都是扰乱金融秩序，而不像个人借钱的经验那样，把将来
可用的钱移到现在来用，将来还钱就要受穷。
国与国之间的借贷关系就不同了。今天问外国借钱可以改善目前境况，
但将来还钱就要困难。所以解决人口老龄化负担率过重的办法之一是将钱借
给外国，将来用外国偿还的贷款（它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来减轻国
内的负担。然而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从全球的角度看，彼此借贷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除非借的钱能在将来增加国内的生产能力。
有两种情况使得向将来借钱成为可能，第一是对资源的滥用，例如滥伐
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对农田不施有机肥，破坏土壤结构；对矿藏滥采滥挖，
使本来可以利用的矿藏报废；只顾生产而污染环境，破坏了人类生存条件。
其次就是减少固定资产的折旧提成，从实物上看就是不对设备作大修和更新
改造，小车不倒只管推。然而与此相反的政策却不存在，即我们无法用提前
大修或更新改造来存款给将来使用。与这种政策比较接近的办法就是投资。
投资是一种最主要的使对将来存钱成为可能的办法，它是通过对目前消
费的压缩来增加将来的生产，因而也提供了将来增加消费的可能性。但是我
们必须注意到，投资所建的工程将来投产时也要求有劳动的投入，如果没有
足够的人力，投资未必能解决老龄化所引起的负担率过重的问题。真正要有
针对性地解决者龄化问题，必须投资于节约劳力和节约资源的项目，例如自
动化生产线、用机械力代替人力、提高生产的速度等，而不能只是简单重复
性地扩大现在的生产规模。从整个经济的互相联系来看，任何节约资源的新
工艺，（不一定是节约劳力）都有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因为资源也必须通
过劳动的作用才可以使用，节约资源意味着节约劳动。举例说，如果一种新
锅炉比原来的锅炉有较高的热效率，用它代替老锅炉时，产出不变而投入的
煤炭减少，因而可以节约采煤的劳动和采煤所消耗的其它资源，而其它资源
也是劳动创造出来的。
为了发明节约人力和资源的新工艺，必须投资于科研，也可以投资于制
度创新，二者都能起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农民如果没有一年的粮食储
备，是不敢试用新品种的。但有了保险公司，农民只要交少量保险金就可以
试验新品种了，因此开办保险公司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办保险是要相当
资金投入的。这是制度创新可以节约资源的一个例子。为了确保保险公司在
用户遇险时能按约支付赔款，还要完善法律和健全司法，这些都需要投资。
健全制度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有时比之科学技术更重要。只不过它不像新发
明那样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常被人们忽视。
小结：从总体上看现在无法向将来借钱，也不可能为将来储钱。懂得这一点对解决我国将来因
人口结构改变而使劳动力负担加重的问题极为重要。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储蓄来扩大投资，而且投资不
能是现有生产结构的比例扩大，而必须是能节约劳动或节约资源性的结构性改变。此外懂得这一点对
正确理解美国政府的债务也是必要的。
JINGJITIZHIDISANPIAN
第三篇经济体制
31．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上）
人类或许有共同的是非观：杀人越货是坏事，乐善好施是好事。但是在
一些细节上，在对某种行为好恶程度的判断上，各个民族却有各自的特点。
当然，是非判断是个人的事，就一个民族而言，并无一个全民一致的标准，
所以说一个民族在是非标准上有异于另一个民族，是一种相当含糊的说法。
但这种差别又确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探讨各民
族是非标准差别的困难：我们探讨的对象是一个确实存在而又无法精确界定
的事物。可是，是非标准、道德规则、价值判断又是一个人行为的理性基础；
当他面临选择时，究竟如何抉择，最终将取决于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如果我
们对大众的是非观一无所知，我们就没有办法保证一项政策能取得预期的效
果。所以对这些基本观念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仔细想来，美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大不同于中国人。首先给我深
刻印象的区别就是对于“拾金不昧”的看法。6 月间我去休斯顿开会，因天
气炎热，我来到一家小杂货铺买饮料，忽然见到地上有一张 5 美元的钞票。
按照中国人的耳惯，我很自然地拾起来交给掌柜的。可是掌柜的拒绝接受，
他回答我：Whofounditwhogotit（谁拾到归谁所有）。再有一次在哈佛大学
的一问教室里，我见到课桌上留有一支精致的钢笔，肯定是前一堂课的同学
遗忘的。新进来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同学随手就将这支笔插进了衬衫口袋，继
而他忽然想起什么，又将这支笔拿出来欣赏了一番，并用它往笔记本上做记
录。其神态之自若，绝不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需要隐瞒他人的事。正巧，
就在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建国门外的一位售货员因疏忽而
少找给一位外宾 30 元人民币，她自己花了 80 元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日报》
上刊登广告，寻觅这位外宾。最后居然找到了那人，并把钱找还给他。我把
这个故事讲给美国朋友听，并期望能得到几句称赞的话，可是出乎意料，我
得到的反应是冷冰冰的“为了 30 元钱，花去 80 元钱，太不值得”。事后我
捉摸美国人是如何算这笔账的。从售货员的角度看，她既还出了 30 元又花去
广告费 80 元，这两笔钱显然不能相抵，而是应该相加。但从社会角度看，则
确实是用 80 元的代价去伸张了 30 元归还原主的正义。美国人信奉基督教，
基督教的道德观同样鼓励拾金不昧，但他们同样重视道德的功利效果。道德
的原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如果到头来社会并未得益，那
么这种行为就会变成了损己不利人。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称颂的事。
确实，我感到美国人的是非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的，至少和中国
人相比，这个特点一目了然。应该说，功利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道德
与一切人的利益恒相对立，我怀疑这种道德原则能否坚持下去。它和苦行僧
哲学有多大差别？它是不是人类理智的产物？问题只在于这个功利是个人自
己的功利，还是全体人群的功利。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和它极其发达的商业
相联系的。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信誉和诚实。这也许出乎我
们许多人的意料，因为中国传统中商业倒是和欺诈密不可分的，打击商人常
成为统治者的国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拥护。不但我国历史上屡屡出现打击
商人的合法和非法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