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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资金资源问题。一般地说，制造业若要恢复已经中断了的生产，那么生产所需要的训练有素的员工和必需的设备资金，就不能允许企业预测的收益在短期内发生不测。企业对所需的这种经营环境的疑虑形成企业家难以打回美国的主要心理障碍。
（3）重开已经中止了的生产却难以保持以往的技术水平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而且愈是那些技术更新很快的企业愈是会出现问题。例如集成电路等尖端技术商品，每四年其集成度就会提高四倍。因此，一旦停止生产，四年后又要恢复生产的话，只能利用四年前的技术水平生产出〃落后一代的产品其市场竞争力是令人担忧的。而若要在企业停产后仍然保持相应的技术开发水平，就需要对恢复生产有明确的预期，否则所需费用是企业难以承受的。
这种〃不可逆转性〃的论点，我们不妨对照美国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即企业在自由汇率体制下对扩大再生产表现出的极为迟钝的态度，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进行验证。
〃不可逆转性〃的论点将生产、投资、研究开发作为焦点，因此最符合这一论点条件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组装加工行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事实上，〃广场协议〃后美元虽转为跌势，但在美国进口的根系仍然茂盛的情况下，资本的聚集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这种现象伴随着日本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美国制造业进口日本设备的增加，还可能是由于美国机械制造行业为产品标价过高等，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不可逆转性〃论点所要强调的基本上就是上述各点的有效性。
笔者曾以美国的产业群为对象，就〃不可逆转性〃论点对分属七个不同行业的企业的进出口变化进行过追踪调查，直到1989年，从而测定出了调整汇率的效果（《美国的53产业战略》上东洋经济新闻社出版）。
这里，我仅对通过调查结果分析出的结论作一交代。粗略计算，美国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项进出口商品中，分别只有40％对美元贬值作出过反应。就是说，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贸易收支中能够利用汇率手段进行修正的范围，并不像学院式的〃教科书〃想像的那样全面。
同时，由于〃不可逆转性〃论点被用于不同的行业，所以某个特定时期中（这里指80年代中期）在美国企业中发挥汇率调节作用的行业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特定。那么针对美国的药方，也就不应该是古典的对外贸易理论或者克尔古曼的〃MA模式〃派生出来的〃日元全面升值战略〃。
日本产业潜在的疲惫
这里，我急于强调一点。
以上论述中进出口的统计数字都是以美元计算的，这样的统计结果并不意味着〃广场协议〃后美国贸易收支未能改善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出口企业，它们所发挥的不利于美国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当日本的对美贸易基本上是以美元结算时，如果美元汇价下跌40％的话，日本的出口企业为回避美元贬值造成的出口价格的上升，首先想到的对策只能是切实保证自己的美元收入能及时兑换为日元。美元贬值造成日本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企业收入的减少，而日本企业又能承受多少呢？当时日本的出口企业考虑过许多对策，包括企业的整顿和重组。好在80年代后半期，整个日本经济是处于泡沫的滋润之中的。
仅看贸易收支的总体数字，似乎日本的出口企业是平安元事地度过了日元升值的惊涛骇浪，而日本的制造业在克服日元升值的困难时却实实在在地消耗了体力。1990年，日本经济中的泡沫终于破灭，加上日元再次走强，致使日本的生产部门所蒙受的损失全面地表面化。这一发展过程，进入90年代后，形成了更加长期的贸易结构的变化。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探讨。
庞大的汇率差损失
以上，笔者就〃广场协议〃给日美贸易带来的影响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贸易收支的平衡曾是〃广场协议〃的中心议题，所以〃广场协议〃以来，它总是有各种机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对于第二位的课题一一金融问题，较之人们对〃广场协议〃深远影响的关注，却少见深入的研究。在日本，政府和民间均回避日美间的金融问题，而只是一昧地议论加工制造业的日元升值对策，不能不令人感到这似乎是个忌讳。
80年代前半期，日美两国选择了一种十分奇妙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在〃广场协议〃以后金融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愈加明显。这表明，美国扭转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措施固然失败，但比这失败更严重的问题巳经逼近日本。
就美国来说，美元虽已变升值为大幅度贬值，但并未能真正压缩贸易收支的赤字。这无疑是一大失算。尽管美国政府某种程度上预测到了美国产业的〃不可逆转性〃，但是有关汇率和整个贸易收支时间差的制约等所谓〃过程效应〃理论，不过是马后炮。无法想像里根政府对此有过思想准备。否则，里根政府恐怕早就采取了措施，或是谋求美元贬值，或是强行限制进口。待到对外债务国家化问题大事临头，美国仍然笃信〃本本主义〃贸易政策决策的人们的所有努力，均为时晚矣。
然而，美元的跌幅大大超出了预料，这给日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自80年代初起，受日美之间利率差和美元升值强势的驱动，巨额日本资金流入美国，而日元飘升、美元狂泻，使得日本人的美元资产价值骤然减少了40％。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的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以及那些在日本证券公司的循循善诱下购买了美国国债的日本个人投资家们，均深深陷入了巨额的汇率损失中。美元的暴跌简直就是瞄准着日本积累起的美元债而来的。
以上，我们较为详尽地探讨了〃广场协议〃给贸易收支带来的影响。
定值过高的美元给日本带来了巨额贸易收支的顺差，使得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迅速膨胀，而一旦美元贬值，自然要致使日本蒙受巨额的汇率差损。1981~1985年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约为1200亿美元，可以说其中约有一半来自日本资金对美国的还流。〃广场协议〃带给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差损，约达3。5万亿日元（参见第120页图）。这些差损不仅来自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家和个人投资家，日本的出口企业在美元升值时代也将自己在出口中获取的美元投资于美元债券，而这些债券到期偿还时，他们得到的支付却比购买时的计算减少了60％。
日本终于开始在企业的决算中使用独特的〃15％记账法〃就是说在决算中记入15％的汇率差损。可是当汇率差损高达40％时，即便宽限到15％也是不好蒙混过关的。日本的美元资产的价值随着美元的贬值下跌，而那之后的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更面临了进一步加速的美元贬值，导致日本美元资产价值的进一步下跌。长此以往形成了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苦苦折磨着日本经济。
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正在于日本对美国的巨额投资，如同对美国的贸易一样，是〃以美元结算〃的。当日本的投资金额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却遭遇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虽然应该说是汇率差损带来的后果，但说它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并不复杂的事实更为贴切。
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他国，并以流人国的货币结算，首先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现代国际社会的常识中也是绝无仅有。历史上，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大英帝国时代的被投资国的例子值得一看。在现代的国际经济生活中，还可以与同样大规模进行着资本输入的中南美各国相比较。这些中南美国家的资本输入均无法以墨西哥比索等本国货币操作，而原则上都要以债权国货币即美元来运作。让我们看一看墨西哥。当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恶化，比索贬值时，它的美元债务的还本付息自然就会增加。这不仅会给墨西哥经济带来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还会迫使墨西哥政府为防止资本逃离、保护本国货币而采取大幅度提高国内利率的措施。于是，高利率导致经济恶化、招致资金流向债券市场而造成股市暴跌。万一通货紧缩得不到有效制止，这个国家的经济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危机。
相比之下，以本国货币输入了大量日本资本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认为应该维护英镑的世界货57币地位，于是致力于以旧平价恢复黄金储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