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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刚刚完成在上海出版的书《杨炼新作1998…2002》中，最后一部作品《李河谷的诗》，可以说与我们在伦敦住的那个地点李河谷有很深刻的、很清楚的关系。那是一个我们在国外漂流了这么多年以后，第一次在一个地方的定居地，一个自己的“地方”。我是这样形容的：
四五次看到同一个树枝上挂着每年最后的那个苹果的时候，这地方跟你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这部诗集其实主题很清楚，仍然写的是“漂泊”，仍然写的是内心的一种“停不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说，“水，也终于厌倦了流动”。可以说从1990年到现在，这个“漂泊”的阶段还是没有结束。同时也可以说，那个你是“什么人哪”的感觉，某种意义上又变成了对人生的一种认识，一种反观。
我们到伦敦的时候，索拉还是“伦敦人”呢。我们第一次开车去伦敦时，把行李塞满了小车，多多在德国给我们送行，说了一句话：“我怕你们此去也是凶多吉少。”我想，是不是索拉也可以聊点故事，生活上的。
刘索拉：我觉得杨炼和友友，他们俩真的是一直胶在一块儿，生死之交似的。就他们那种关系，说实在的，想吹也吹不了。没有友友，今天杨炼也不可能把诗写得这么顺利。作为一个诗人的妻子，跟着他在国外一起漂泊这么多年，友友也是受了好多的苦。本来友友是想做一个挺高兴的女孩，特别爱他，他们俩在一块儿她觉得特别好，她想得特别简单。在英国那段时间，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总是觉得他们俩有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特别为他们俩感动。友友一看见他就……不谈了。但是，没过两年友友竟变成作家了，（众笑）这是让杨炼给逼的。当然，杨炼不是那种“砍人”的人。我觉得，友友与杨炼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如果她再不写东西，她会炸的，那是特别自然的一种要写东西的欲望。
杨 炼：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公平的。有一个说法，叫“世界上自杀的方法有三百种，其中之一就是嫁给作家，就是当作家的妻子”。
刘索拉：我觉得，是“当诗人的老婆”。
杨 炼：不过好在她也变成作家了，我们是互相自杀。
刘索拉：我觉得应该让友友说一说，这么多年她肯定有很多要说的。
友 友：索拉说了句公道话。不过，我这人不是一个桌面上的人。所以，我最好先不说，我不怎么会说。我这人是灰色人物，你非得给我安排在这儿，我浑身都不自在。大家先饶我一把吧。你们先说，然后我溜着缝说一点儿。
杨 卫：那咱们请诗人杨小滨先说吧。你也是……
杨小滨：我是＇20世纪＇80年代出去的，然后……
杨 卫：你是出去上学吗？
杨小滨：我和杨炼差不多，是出去上学。但是我的初衷并不是上学，我当初出去的初衷就是想要出去。上学，不过是一个比较正当、方便的方式。
杨 卫：你跟我还是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出国对于我没有必要。
杨小滨：我觉得，现在不是说有没有回归的必要，而是说要在一种双向的漂泊当中，寻找一个立足点的。这应该是我的一个愿望吧。前两天在网上北大的《新青年》网站的一个论坛，看到孙文波的一首诗叫《在异乡》，张力就说不应该叫“异乡”，应该叫“他乡”，因为孙文波是从四川漂泊到北京来的。那么，张力的意思可能是说，他在台湾叫“异乡”；＇孙文波＇在北京不能算是“异乡”，只能算是“他乡”。后来，孙文波又跟了一篇＇帖子＇，说“异乡感是无处不在的”。我觉得这话说得不错。所谓“异乡感”到处都存在，是说：当我想接近某一个中心，近距离地观察的时候，比如当我回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心仍然离我很远；也就是说，你好像永远远离你所认为是中心的东西，而处在一个边缘化的状态。“边缘化”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大家比较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异乡感”也好，“边缘化”也好，应该是一种辩证的状态：你既处于被中心的包围之中，你的心灵又与之保持着一种＇距离＇。这是我的一些初步看法。
刘索拉：我想说一个好玩的事。有一次在德国开会，正是谈“自我”、“中心”什么的，请了好多学者，都是那种生在葡萄牙，长在南非之类的人。有一个专业的血缘遗传学专家就说，“自我”是怎么回事儿？从血缘遗传学来讲，我们每个人已经由于吃的东西不一样，比如吃的进口的这个、那个，已经由于营养各种各样，然后再移位什么的，已经不存在什么纯种了……
杨 炼：已经杂了。
刘索拉：……反正越说越糊涂，大家还整个开了一天会，这些学者们讨论了一天。反正是你根本就不要听，听五分钟就会睡着，就不能再听了。晚上我们又看了一个戏，一个特别好玩的戏，是一个非洲人、一个巴西人、一个土耳其人三个男的演的一个现代舞，非常好看。讲的是三个人被关在监狱里，刚开始都是“汉子”，后来呆着呆着他们都感觉心里想当女人，并构成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舞跳得特好看。其中那个非洲人是一个很有名的舞蹈家，他说法文，不太会说英文，但是开会讨论的时候要求说英文，他就老不说话，尽量少说话。然后有记者就问他有什么想法，逼着他说，给他逼急了，吭嗤半天说了一句：“I don’t……I don’t，what you are center？”可是我觉得他这一句才说到点儿上——“什么是你的中心？”“自我”是一个什么东西？大家找了半天都是在外头瞎找：什么是不是哪个国家，是不是我在的哪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或者我是学什么的……大家都在找，只有他就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再也不说了；但我觉得，只有他这一句话才一下子特别说到点子上。
杨 炼：我出国时候，很明显是用中文写作的诗人，不管我住哪儿，我跟汉语的关系已经把我的文化个性放在这儿了：“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从来没有你的地方……”漂流也好，出走也罢，说辞并不重要，其实就是生活中出现的离开，就是我们心中的那种创造性、那种寻找、那种自我怀疑，就是始终坚持的自我怀疑精神的一种外在证实！
有一次我走在伦敦大街上，阳光灰蒙蒙的，很冷，我也很迷茫：哎呀，又到这儿了。怎么飘来飘去，又到了伦敦了？然后，突然一个句子就跳出来了：“现实，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还抓住了一些东西。我就把它放到了我一首十六行诗的开头。作为漂泊的人，“现实”这两个字是很有分量的！
邓欣南：你回国的感受怎么样？
杨 炼：从中国到外国去，由于精神的自我怀疑，要求漂出去；现在可能叫“漂回”，回到中国，但这仍然是“漂泊”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刺激、更残酷的一部分。因为，今天走在北京的街上，你会发现，这已经不是“北京”：第一，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北京；第二，中国今天的文化，也不是我所认识的文化。所有这一切需要我用更大的努力去投入，去争取进入。这比到了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要试图进入那个国家的文化更残忍。因为这是我的讲汉语的国家，但我却需要用最大的努力去试图接近它。因此，我觉得，故乡和异乡的层面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在自我提问中能走多远。
外在的漂流只是提供了某种助力。我出版的这三本书（2002年），实际上是一本书。其实我在国外的写作已经超越了在国内的，我以前的作品更像是习作，反而是在国外的经历，使自己能拉开，能走出去。如果说漂泊的经验，我觉得自觉是最重要的。我在国外的写作不是随便玩儿，有玩儿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