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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为他庆祝，可此时此刻的魏源没有一点笑意，这不是他期待的结果。一年前，他曾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但由于没有打点考官，主考大人就以他试卷不工整为由，罚停殿试一年，取消了翰林院任职的资格。这就是说，不入翰林，就不能出将入相。青春、汗水和热血，白白地付出了。“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真不值得为这个没有希望的结局苦苦奔波。他忽然感到后悔。
魏源离开客栈的时候，是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夜晚。晚风吹来，他打了个冷颤。提笔将一腔悲愤留给了京城，留给了后来赶考的人们：
……
前朝待诏翰林院，书画琴棋艺原贱，
工执艺事可进谏，差胜手搏可方面，
差胜琵琶可封王，斗鸡可乘传。
铨部竹筌且得材，润色承平况文绚。
……
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
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
——《都中吟·将相文武此中进》
这是迟到的觉醒，还是无可奈何的悲叹？在魏源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死胡同，你看，吏部挂满了任职牌，沾沾自喜以为得人材，用这办法来装点“盛世”，倒显得华丽又有文采！假如大河决堤，写桃浪诗的诗人怎去治河？如果海防前线告警，写檄文的能手能去御敌？
魏源给乡人邓湘皋写了一封信，发了一通牢骚：“两载八都……至以不入史馆为源歉，则非源去也，今日史宫（指翰林）日以蝇头小楷，俳体八韵为报国华国之极事，源厕其间，何以为情？不若民社一隅之差为近实耳！”
有人为他惋惜。礼部任职的刘逢禄，一个著名的经学家，曾经担任会试主考。他看中了两份试卷，一份是龚自珍的，一份就是魏源的。但刘逢禄没有决定权，龚自珍和魏源落第后，刘逢禄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一诗，对龚、魏两人倍加赞赏，比为“翩然双凤冥空碧”，并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
魏源则把自己和龚自珍与刘备、曹操和诸葛亮、司马懿等三国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类比，用刘备虽“百战百败”而曹操赞许他为英雄、诸葛亮虽“六出六衄”而司马懿畏惧他如“卧虎”的历史传说，意味深长地和龚自珍互相鼓舞、激励：“安得混沌重开辟，乱世人材倍平世。”（《魏源诗·观往吟》）魏源在寻找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不错，确实还有一条实现人生抱负的捷径，便是依附。依附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然而往往，依附权贵是年轻知识分子走向成功的一种方式。
魏源尝试过，在这条路上拼命奔跑，他虽没能出将入相，但施展了才华，惟一的收获是开阔了视野，经受了锻炼，丰富了思想。
走向贺长龄、林则徐、陶澍等这些中兴明臣的视野，汲取他们的智慧和思想，是魏源在北京寓住的日子。陶澍甚至向当权军机大臣穆彰阿推荐过魏源。后来，魏源做了直隶提督杨芳的家庭教师。杨芳几次调任新的职务，魏源都随同前往。贺长龄、林则徐、陶澍、裕谦权倾朝野，红透半边天，而且在学术上很有造诣，是朝廷的顶梁柱。魏源做了他们的幕僚，攀上“权贵”，便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一方面又为他们当参谋，出了很多好主意，提出了一揽子计划，积极改革漕运、盐政、水利等的弊政，并为严禁鸦片大造舆论。在裕谦的两江总督府，魏源参加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战斗。血的教训，使他醒悟，提出了“富国强兵”、“缓本急标”的政治、经济主张，强调要向西方学习，“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
魏源的才华和胆识，深得贺长龄、陶澍、裕谦等“权贵”的赏识。然而可惜，他们无法给魏源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们没有掌握更高级别的人事任免权，只能替他惋惜，为他呼吁，向朝廷推荐。
随着魏源名气越来越大，朝廷就给他一个扬州府东台县知县的位子。郑板桥不是做过扬州县令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微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言犹在耳，魏源真的仿效郑板桥来了，尽管心里不很痛快，仍然踌躇满志，他甚至想过，要用新政打理出一个模范县来。可仅仅一年时间，母亲去世，他回籍“丁忧”。三年后再去扬州，任兴化县知县，不久被署任为高邮知州，兼任淮北盐运海州分司运判。
这是1851年的事，魏源五十八岁了。高邮处南北水陆要冲，是太平军北伐必经之地。这时候让魏源做高邮的最高行政长官，分明是把他往火上烤，是件掉脑袋的差事。此时此刻，魏源对洪秀全的太平军困惑、恐惧，对式微没落的清王朝也完全绝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逃离，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他在扬州的洁园书屋。那里，是他精神的桃花源，是他灵魂的栖息地，是他心灵的港湾。在这里，他“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他的思想如同自由的风，可以随意地舒展。一方面整理自己生平著作，另一方面转向净土四径的会译整理和研究。
四
魏源生长的年代，已经萌生出一股经世致用思潮，这种思潮的产生有着政治与文化的两重社会背景。在政治上，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使一部分较为清醒的人士产生匡时济世、通过改革弊政来拯救危机的共识。比如陶澍、贺长龄等封疆大吏，利用自己的权位将经世思想实践施行。在学术上，近百年的汉学训诂已由盛世入衰，宋学也已流于空疏，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中摆脱出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这个时候，清廷自顾不暇，已无力再继续保持清初那种思想上文化上的高压专制政策了，从而为读书人研究各类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
于是，历史选择了魏源，成就了魏源。
魏源身跨封建末世和近代开端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鸦片战争前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成为魏源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中兴人物掀起的一浪接一浪的经世致用潮流，是魏源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伴随这两者，则是知识分子内部发生分化。尽管这时社会条件尚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但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都有一股正在转化的政治力量，这就是魏源的社会阶级基础。
魏源从千年学府走出。这个岳麓书院的高材生，曾经与学友以经世之学相切磋，凡“经史及宋、元、明、当代儒生之书，重究其源流，而务适于用”。地理、财赋、兵陈、礼乐、算数、佛老……只要有关天下利病的学问都在他们探讨的范围之内。
深沉的政治忧患，加上传统文化的浸润，就这样给魏源以大谋大略、大智大勇的文化魄力。既然是“以天下为己任”，那就要尽匹夫之责，不惜力气，不畏艰险，专务躬行。
1825年，魏源应贺长龄之邀，选编经世巨著《皇朝经世文编》。对经邦济世的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使经世之学大兴于天下。这部书共120卷，选自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以来提倡“经世致用”的文章，全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在选编文章的过程中，魏源遵循“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一是切于事，二是合于今，就是有盼于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凡高之过精微，果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不取；“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不取。一切取舍以实用、经世为的鹄，这保证了《文编》的经世原则。这表明，魏源的思想深处，试图在封建的旧系统中作自我调节和自我拯救，这种尝试是可贵的。
《皇朝经世文编》在全国广为流传，给当时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思想界震动很大，“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规矩，几乎家有其书。”“一时纸贵，几乎家荆璧而人隋珠矣。”在故乡湖南，“三湘学士，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这一年，魏源还是个31岁的青年。
90年后，毛泽东最敬佩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从《皇朝经世文编》的经世实学思想出发，提出中西文化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批判地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