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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没有说什么，他只觉得青月的出现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同时李秀秀与杨巨艇如何如何的传言令人忧伤。她比钱文其实小不了几岁，然而她对文学对小说对什么题材呀主题呀倾向呀人物呀这一套的理解、寻求和感受已经与他们大大地不同了。他为此有一点兴奋，又有一点困惑。有一个青月要比没有一个青月好得多，多一点青月也许更好，不是吗？
而青月一直处在兴头上，处在“步步高”的微醺之中。每天都有一个、两三个直到四五个短篇小说的触发与构思。每天都写出一点出其不意——出旁人出世人的不意，出文坛的不意，出自己的不意——的文字。灵感像蒲公英一样地漫天飞翔，你顺手一抓就是一大把。故事像溪水里的小鱼，它们滋溜滋溜地游动，穿过你的指缝游走，走了肯定还会回来。语言就像水花，你击打它们，拨弄它们，驾驭它们，在精神的阳光的透射下变成七色彩虹。人物就像亲人，他们使你牵肠挂肚，爱怨交加，难舍难分。而每篇小说的完成都像释放出去一只信鸽，一只只鸽子，她的鸽子飞上蓝天，飞向各个角落，飞到一个个男子和女子的家里，然后一个变成两个，变成四个八个十六个三十二个，一时节满天满地都是青月的信鸽，戴着鸽铃，戴着鸽哨，带着她独特的诗行与信息。然后四个八个十六个与三十二个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会喜欢她佩服她欣赏她爱她，在精神上他们与她拥抱，与她交流，想念她而且怜惜她，她于是有了自己的亲人啦。
李秀秀的传言终于传回到青月这里，青月无法否认杨巨艇在她家过了一夜的事实，然而他们的相处是纯洁的，高雅的，也是遗憾的与苍白的。因纯洁而遗憾，因高雅而空虚苍白。因遗憾而纯洁，因疲弱无能而只能高雅不已。她欲笑还哭，欲嗔还慰，欲怒还休，欲弃还怜。然而，她仍然神往于自己与杨巨艇的精神爱恋，恐怕也只有她知道杨巨艇有多么软弱多么孤独多么需要抚摸和呵护。至于杨巨艇的老婆张风，至于她也东奔西走说三道四，这使青月颇有些快意，早该如此。她虽然至今没有见过张风，她已经断然认定：她不配他，她不了解他，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他们之间也完全谈不上爱情，她与杨巨艇其实形同陌路。不然，现在是什么时候，她能到处闹哄她丈夫的私生活上的事儿吗？别人不知道，她还不知道她丈夫的底细吗？既然什么都知道，还有什么可闹的呢？她哪里知道什么叫爱情，现在全中国知道什么是爱情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一，全世界不超过百分之二。至于米其南那一套叫什么爱情？那不过是浑小子小牛式的排泄罢了。
从暑热的大城市来到海滨，青月还是感到了清爽和开阔，这还是改革开放的初年，海滨疗养地上下车的人很少。这里最早是洋人开发的，只有洋人才会在盛夏到海滨来，国人中的上层，只知道盛夏到山中避暑。一九四九年以后，一些大机关在这里修建疗养院，由于国务院停建楼堂馆所的规定，这里的疗养院都不叫疗养院而叫干部培训中心、病人康复中心或者会议、采访、创作、教育……中心。后来“文革”中这一切被视为修正主义，视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搞的事情。于是一切疗养院也好什么什么中心也好，全部废弃搁置。“四人帮”倒了以后，有一位理想主义者的领导，曾经下令全部设施交给地方，向全体老百姓开放，一年后又改回去，该属于谁谁还属于谁谁。青月他们在这个来回改的过程中来到了疗养地，她只觉得分外高雅宁馨。
坐在火车上与钱文闲聊的时候下起了一阵雷雨，一下火车便闻到了雷雨后的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犁原向东一指，告诉青月：“海！”青月最初没有看出来，后来才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看到了高悬在房屋建筑顶上的一道缎带似的东西，那缎带似灰似蓝，温柔而略显晶莹，来自天空，隐入天空。如果说远处的那些矮小的建筑像是一块块一行行的点心，那么这缎带就像是涂在所有的点心上的一道奶油。或者那些矮小的建筑是寂静的石头，那缎带便是石头上升起的云霞。
那就是海。远望着，海是这样驯顺和安详，这样随心和适意。青月暗自思谋，为什么这里的海与南国的海阿珍的海如此不同，为什么此次出行造访与过去的几次感觉如此不同。她轻轻地笑了。我他妈的也要变成一个国际标准的淑女，酸文假醋的娘儿们了，她觉得她正在或者已经进入了某个高尚的舒适的文明的直至伟大的圈子，此时此地此景，已经与过去是天壤之别喽。她且喜且悲，她告诉自己，今天是一九八年七月六日，她已经四十三岁。她觉得这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她应该记住这个年龄和日子。
在思想和艺术的前沿地带
阎 真
一
读《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这本书有多方面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王蒙还是那个王蒙。
当代中国作家都有稳定的自我形象，如张承志、张炜、王朔等。但王蒙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却曾一度模糊起来，这主要因为他写的东西对比过分强烈，巨大的反差使人无法用一套话语对他进行评述。五十年代王蒙写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青春万岁》，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成为了王蒙几乎无法变更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在新时期之初仍得到了延续，如他的小说《最宝贵的》《风筝飘带》《杂色》等，理想主义也许没有了青年时代的天真，但底色仍然不变。谁也没有想到王蒙在十年前，也就是1993年，会写出《躲避崇高》这样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这使他的既定形象变得游移不定。平心而论，王蒙提出这一命题，以此对王朔的小说表现了肯定，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警惕“左”的思潮在“崇高”的名义下卷土重来。但“躲避崇高”这种提法概括性太强，覆盖面太大，不论他在自己内心赋予其怎样的内涵，命题的客观效应都不以他的自我内心界定为转移。于是这一命题成为了九十年代解构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表达。这种始料不及的效果，我想不是王蒙的本意，毕竟王蒙与王朔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价值分野，文化根因也并非一系。没有崇高，一切责任、良知、牺牲以至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都无从谈起。更何况他这一提法，也是对自己过去创作的否定。九十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的。在讨论中，王蒙的形象变得难以把握，以致有人以《王蒙是否“转向”》为题，发表文章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现在读了王蒙的自述，我看到了王蒙还是那个王蒙，对理想执着的王蒙。这种理想主义在这里并不表现为对某个终极目标的无条件崇敬，而是对善的信奉，对君子之道的景仰。
作为一个经历了二十二年的政治磨难，又经历了种种人事纷争的人，王蒙在近古稀之年仍持有一颗赤子之心，是难能可贵的，也殊属不易。世界和人性中负面的东西，更容易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积累起来，心中就有了层层叠叠的阴影。一个人在经历了很多很多之后，还能够对善，对人性，对公道保持坚定的信念，这非得有一种心灵的大气不可。王蒙在自述中说：“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不算太老，经验也很有限，但毕竟也还看见过一点人生的聚散浮沉。我不能说众人众事都是百分之百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敢说极少有恶人恶行而丝毫不受惩罚的，绝大多数为恶者都不得善果。”这样一种对善的信念，是支撑一个人做个好人的心灵动力。没有这种动力，世界就太可怕了。王蒙的这种信念，并非一种信仰主义的执着；对他来说，不受质疑的信仰主义是不可设想的。王蒙相信世有天理存焉，他将这种天理具体化为“3322之说”，即将4种不同颜色的球，每种5个共20个置于口袋之中，每次摸出10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两种颜色3个，两种颜色2个，其它可能性极少。这在数学家眼中是一种概率，在王蒙眼中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