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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伤害的确不能医治已有的伤害，正如惩罚一个杀人犯，被害者也不能复生一样，但是它能有效防止新的伤害。现在有人告诉你：反正人已经死了，属于〃沉没成本〃，再怎么也回不来了，何必再耗费社会资源惩罚罪犯呢？你一定会骂他〃混账〃而不会夸他〃理性〃。
而且，仅仅从策略的角度说，这种拒绝合作的〃非理性〃行为也是可取的，它其实有这样的意思：你受的伤害，远远大于我受的伤害。如果你要避免这种最坏结果，你就不要伤害我。事实上，聪明人都懂得不要把事情做得太过火，古代的〃明君〃轻徭薄赋，也正是这个道理。只有那些昏君、暴君才会横征暴敛，就是因为他们把老百姓看得太〃理性〃，以为只要人民能对付活下去，就不敢造反寻死。这倒也不算错。可往往是这样：你越〃理性〃，对方就越〃不理性〃，你已经受不住了，可他还认为有〃利润空间〃，继续压榨不休正如我们在〃剃刀边缘〃一章中谈到的，人们很难知道〃临界点〃的确切位置终于弄到官逼民反、玉石俱焚的地步，莫非这个结果该怪老百姓〃理性〃不够吗？
不要目光短浅
其实，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往往要看人们关注的目标，或者说，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不同。
许多夫妻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大吵大闹，这当然可以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事过境迁，当事人可能也觉得不值得。可是下一次还是要吵闹，为什么？除了顾及面子这类〃人性弱点〃外，吵闹还有一个争夺家庭控制权或维护自身〃话语权〃的微妙作用。我们都知道〃小洞不补，大洞尺五〃的道理，在一些小事上退让是理智的，可是谁能保证这不会助长对方的气焰，并最终导致自己权利的丧失？所谓〃不值得〃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打架伤害感情，而是人们发现不能〃一战定乾坤〃：吵了闹了，可是没什么用处，下次还是要再交锋。
把这个问题放大看，民主政治中各种利益集团的争吵都具有〃夫妻吵架〃的含义。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某某国家政府、议会间僵持不下，导致效率低下、政府更迭或解散议会的事件，这些事件中当然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比较合理的政治不正是在各利益集团的交锋中达成的吗？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孩被视为傻瓜，因为每当别人拿一枚一角的硬币和一枚五分的硬币让他选择时，他总是选五分的硬币拿。有一个人觉得很奇怪，就问这个男孩：〃为什么你不拿一角钱的？〃小男孩小声回答：〃假若我拿的是一角硬币，下一次他们就不会拿钱来给我选了。〃
这是目光长远的最佳例子。这个男孩选五分的硬币拿，从短期效果看〃非理性〃，但他明白这样可以长期拿下去；选一角的硬币，只能有眼前的利益，实际上并不是好办法。
战术运用的目的是在〃争取主要的策略性目标〃。一旦一个人开始将战术目标想成最后目标，那他就看不见策略目标了。在谈判中，双方有时都会运用以进为退和以退为进的战术，你不能因此忘掉谈判的最后目的。你有时候也可以故作让步，把对手诱到不利位置。一位将军也许会假装败退，将敌人诱入不利的位置而加以歼灭。
启示：任何时候，只要可能，我们必须做最有成效的事情。
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已知要通过决策使可能的利益达到最大限度的原则，我们还知道，要完成这样的最优化决策需要对所有信息进行全面的合理的评估。然而，在实际的决策中，最优化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是暂时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并不知道此时此地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与抉择有关的信息，或者，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这些信息是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实际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各种信息，它们可能会对现实的问题及有关决策产生影响。如果不能对此有充分估计，如果在决策中只注重对现有信息的处理而忽视可能出现的变化，则很难使决策最优化，甚至每当你作出一个选择时，你会发现它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大学生打算买一部照相机，他积攒了足够的钱进城去。他来到甲商店，这里他看到了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型号的相机，标价是165元。他觉得这价钱可以接受，但他又想：货比三家不吃亏，最好还是再去别的地方多转转，或许还有更便宜的价格。他的这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从信息论看，多了解一些行情，才能作出最佳选择。于是他又来到了乙商店，也找到了那种型号的相机，可标价却185元，整多出了20元。显然在这里买太亏了。他毫不犹豫地退出了这家商店，决定再去找一家看看。他转了许久，又到了丙商店，也看到有那种型号的相机出售，标价是170元。这标价虽不能说太高，可毕竟比甲商店里的价格贵了5元。该怎么样办呢？这时天色已晚，学生觉得又累又饿。究竟是该忍着饥饿与疲劳到甲商店去买便宜的相机？还是干脆买这170元的相机，早点儿回去吃饭休息？他想来想去，觉得不值得为5元钱再跑那么多路，于是选择了后者。
第二天，他不再饥饿了，体力已完全恢复了，昨天的疲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开始后悔了，觉得昨天还是应该坚持一下，省下那5元钱。
事隔一天，这学生的决策完全不同了。可我们能说出哪个决策是正确的、哪个又是错误的吗？几乎不能。也许这学生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只不过今天情境完全不同了，他才转了念头。完全有这样的可能性：他昨天坚持了下来，又跑到甲商店省5元钱买下了相机，结果他太疲劳，第二天早上起不来，误了课，甚至有可能饿过头，闹起胃疼。那样他就会同样后悔：昨天不该为那5元钱去奔命，何苦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太划不来了。
这样说来，无论他当初怎样抉择，他都终将会后悔的。这真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其实我们许多的实际抉择都受所面临的情境的牵制，而并非我们本身决策能力的高低所致。我们几乎永远都不可能掌握进入情境的全部因素。每时每刻都会有一些新的因素进入情境，而某些旧的因素则变得完全不重要了。于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出现；此时作出的一个看来明显是很愚蠢的抉择，由于情境的变换，在彼时却俨然是最合乎逻辑和最明智的了。
因此，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应把最大限度增大功利的原则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基础，不仅应全面地评估各个因素，而且应对可能的因素的变化作出尽可能的预测，从而使决策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实现功利效应的连续性。
启示：一位法官提出三种惩罚方式让犯人自己选择。第一种是罚100块钱；第二种是抽50鞭子；第三种是吃下5公斤洋葱。罪犯既怕花钱又怕挨打，就选择了第三种。当吃下2公斤洋葱之后，他流着眼泪喊道：〃我不吃洋葱了，我宁愿挨50鞭子。〃当鞭子落在他背上时，他疼得大叫起来。当打到第10下时，他终于受不了了。〃可怜可怜我吧，别再打我了，就让我出100块钱吧！〃这个罪犯，他不想挨打，又不想出钱，结果受到了三种惩罚。如果你支配金钱，那它就是一个好的仆人；如果金钱支配你，那它就是一个坏的主人。
要冒险还是要成功
有人说：没有冒险的成功和没有成功的冒险都是没有价值的。尽管我们已对有关决策的策略及有关问题做了不少探讨，可实际情形中的决策仍然要复杂得多。我们以往的讨论是假定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充分的信息，而且它们都是很明确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情境。对于一个结果，我们知道它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样，我们在决策时就既要评价可能的结果的功利，又要对这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加以考察，并不得不对实际将发生什么进行冒险。比如，你今天出门带上一把伞，其价值要依赖于今天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是否要对你的家庭财产保险不仅取决于你的财产有多少，也取决于它是否安全，有多大可能性会遭到打劫。
人们在对功利和机遇两个因素进行综合考察，以决定是否进行冒险及如何冒险时，表现出某些特点。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例子。
现在有一组选择。你宁愿：
1。肯定得到0。10元，还是有1／10的机会得到1元？
2。肯定得到1元，还是有1／10的机会得到10元？
3。肯定得到10元，还是有1／10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