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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个女儿，大概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长得好看，细巧，大方，侧影象小绵羊，一头金黄的鬈发，一双极有风情的眼睛，笑容象意大利画家吕尼笔下的人物。父女两人时常一同散步；克利斯朵夫在卢森堡公园的走道上碰见他们，神气很亲密，女儿挺可爱的靠在父亲臂上。克利斯朵夫为了消遣，对优美的脸素来是注意的，而看到这一个尤其觉得喜欢。他想到雷维…葛，对自己说着：“这混蛋运气倒不坏！”
但一转念他又得意起来：“可是我也有一个女儿呢。”
于是他把她们俩作比较。当然他存着偏心，认为所有的长处都在奥洛拉方面。但这个比较终于使他把两个并不相识的女孩子假定为一对朋友，并且他精神上也不知不觉的跟雷维…葛接近了。
从德国回来，听说“小绵羊”死了，他那种为父的自私心理马上想到：“要是我的一个倒了楣，那还了得！”
这一下他对雷维…葛非常同情，当时就想写信给他，谱了两次稿都不满意，而且还觉得不好意思，没有把信寄出。过了几天，他又遇到雷维…葛，一看对方那副痛苦的神气，可忍不住了，径自走过去伸出手来。雷维…葛也不假思索的握了他的手。克利斯朵夫说：“你那个孩子多可惜！”
雷维…葛被他激动的口吻深深的打动了，觉得说不出的感激……两人胡乱说了几句伤心的话。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隔膜完全没有了。他们是打过架的：没有问题，那是命中注定的；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使命，非完成不可！但悲喜剧演到了终场，各人都把在台上当做面具用的情欲丢开了，——以本来面目相见之下，便发觉谁也不比谁高明；所以演过了自己的角色应当互相握手。
乔治和奥洛拉的婚期定在春初。克利斯朵夫的健康很快的往下坡路上走。他注意到孩子们很焦急的把他打量着。有一回他听见他们低声的谈话。
乔治说：“他脸色多不好！很可能病倒的。”
奥洛拉回答：“但愿他别耽误了我们的婚期！”
他记着这几句，暗中答应他们的愿望。可怜的孩子们，放心罢！他决不妨碍他们的幸福的！
可是他的确不知保重。婚期前两天，——（最近他紧张得有点儿可笑，好象他自己要结婚似的），——他竟糊里糊涂的让旧病复发了，远在节场时代发作的那个肺炎似乎又回来了。他骂自己不小心，决意要撑到婚礼结束的时候。他一方面回想起临死的葛拉齐亚，在他举行音乐会的前夕不愿意把病倒的消息通知他，免得妨碍他的正事与快乐；一方面又想到现在要把她从前对他做的事还给她的女儿，不禁非常快慰。所以他把自己的病瞒着人；但要硬撑下去的确不容易。幸而看着两个孩子的幸福，他欢喜极了，居然把长时期的教堂仪式挨了过去。从教堂回来，一到高兰德那里，他就精力不济，赶紧躲在一间屋里。过了一会，有个仆人发觉他晕倒了。克利斯朵夫醒来之后，不许人家跟当晚要出发去旅行的新夫妇提起。而他们也太注意自己了，根本没留神旁的事。他们快快活活的和他告别，答应写信给他，不是明天准是后天……
他们一走，克利斯朵夫立刻躺在床上。热度又来了，再也不退下去。他孤零零的没有人陪。爱麦虞限也闹着病，不能来。克利斯朵夫不看医生，并不认为自己的病势严重，同时也没有仆人可以去请医生。打杂的女人只有早上来两个钟点，根本不关心他；而他还更进一步，完全不要她服侍。她收拾屋子的时候，他嘱咐过几十次，别移动他的纸张。她却顽固得厉害，这一回他上了床，她认为机会到了，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大大的清除一下。克利斯朵夫从衣柜的镜子里望见她在隔壁屋里把什么都搅乱了，不由得勃然大怒，——（真的，老人的脾气依旧没改！）——立刻从被窝中跳出来，从她手里抢下了一卷纸，把她推出大门。他这一怒，马上发了一场高热；而那个老妈子气恼之下，从此不来了，也没通知一声“这个老疯子”（她是那样称呼他的）。于是他害着病，没人侍候。早上他起来拿门外的牛奶瓶，再瞧瞧看门女人有没有把那对爱人答应他的信塞在门下。结果是没有。他们快乐得把他忘了。他不怪怨他们，想到自己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一样的。他想着他们那种无愁无虑的快乐，又想到那是他给他们的。
等到奥洛拉的信终于来到的时候，他病已经好了一些，开始起床了。乔治只在信尾签了一个名。奥洛拉很少问起克利斯朵夫的近状，报告的消息也不多；但另外倒托他办一件事，要求把她忘在高兰德家的一条围巾寄给她。虽然这不是一件要事，——（还是奥洛拉没话找话，临时想起的），——克利斯朵夫却因为还能帮他们忙而很高兴，赶着出去了。外面下着骤雨，又来了个寒潮，下过了雪，刮着冰冷的风。街上连车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职员又无礼又故意把手续办得很慢，使他生气，可是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早已心神安定，照理不会让自己动火的，近来的脾气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他的身体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好似快要倒下来的橡树，挨了一斧，不由得发出一阵最后的颤抖。他哆哆嗦嗦的回家。看门女人在楼下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他瞧了一眼，原来是一篇把他痛骂一顿的文章。这些东西现在是难得有的了。打一个不觉得挨打的人是没劲的！便是一些最顽强的敌人，尽管讨厌他，也不由自主的对他有了敬意，唯譬如此，他们心里很气。俾斯麦曾经说过，似乎带着点遗憾的意味：“人家以为爱是最不由自主的。其实敬重更不由自主……”
但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比俾斯麦更强的强者，爱和敬都沾染不到他。他对克利斯朵夫信口谩骂，预告下半个月还要发表几篇攻击他的文字。克利斯朵夫看着笑了，一边上床一边对自己说：“哼，他要大吃一惊呢！那时他找不到我了。”
人家劝他雇一个看护，他执意不肯。他说他一向过着孤独的生活，这个时候请看护不是剥夺了他的清福吗？
他并不觉得无聊。近年来，他老是跟自己谈着话，仿佛一个人有了两个灵魂。而最近几个月，他心中的同伴愈加多了；他的灵魂不但有了两个，而且有了十个。它们互相交谈，但唱歌的时候更多。他有时参与他们的谈话，有时不声不响的听着它们。床上，桌上，就在随手抓得到的地方，他老放着空白的五线谱，可以把那些心灵和他自己的谈话记下来，一边听着针锋相对的议论发笑。他已经养成一个不假思索的习惯，“想”和“写”这两个动作差不多是同时的了；对于他，写下来等于想得更明白些。凡是打扰他和这些灵魂谈话的，都惹他厌烦和生气。有的时候，连他最心爱的朋友也不免使他有这个感觉。他竭力不对他们表示；但这种强制功夫使他非常疲倦。等到事后又能跟自己单独相对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因为他刚才是迷失了；人间的絮语把内心的声音盖掉了。他的静默是通神的静默！……
他只允许看门女人或是她的随便哪个孩子，每天来两三次看看他有什么事没有。他也托他们送字条，因为直到最后几天还跟爱麦虞限有书信来往。两位朋友差不多病得一样重，对自己的情形也看得很清楚。克利斯朵夫的有信仰的自由的心灵，和爱麦虞限的无信仰的自由的心灵，殊途同归，都到了物我不分的清明恬静的境界。笔画颤抖的字迹越来越不容易认了，但他们从来不提到自己的病状，只谈着那些永远谈不完的题目：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的前途。
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用着颤危危的手，写出瑞典王在战场上临死时的一句话：
“我目的达到了，兄弟，你自个儿想办法罢！”
好似对着一座重重叠叠的楼阁，他把自己的一生整个儿看到了……青年时期拚命的努力，为的要控制自己；顽强的奋斗，为的要跟别人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的要在种族的妖魔手里救出他的个性。便是胜利以后，还得夙夜警惕，守护他的战利品，同时还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友谊的快乐与考验，使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然后是艺术的成功，生命的高峰。他不胜骄傲的以为把自己的精神征服了，以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不料峰回路转，突然遇到了神秘的骑士。遇到了丧事，情欲，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