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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尤高，不下史迁⒅。二篇真良史才也。”评小说而比于《史记》，许以“史才”，前似未见。《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韵见答》云：“史笔纵横窥宝铉，诗才清壮近阴何”⒆，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用意亦同”。李卓吾、金圣叹辈评《水浒》“比于班马”（29）、“都从《史记》出来”等议论，阿堵中已引而未发矣。（21）（384—385页）
《望溪集》卷二《书〈刺客传〉后》论太史公“增损”《国策》本文，不啻金针度人（22）。读其《左忠毅公遗事》时，当解此意。参观《管锥编》166页《增订之二》。（《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平景荪：清平步青字。撰有《樵隐昔寱》二十卷。左忠毅公：明诤臣左光斗，为阉党魏忠贤所害，惨死狱中。
②《忠正集》：明名臣史可法撰，四卷。
③《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李雅、何永银辑。左光先：左光斗弟。
④《戴南山全集》：清戴名世（字南山）撰，十四卷。
⑤国柱：国家栋梁。
⑥逆党：阉党魏忠贤。
⑦《望溪文集》：清古文家方苞（晚号望溪）撰，十八卷。又撰《望溪集》八卷。
⑧刘子玄：唐史学家刘知几字。撰《史通》二十卷。
⑨骊姬：春秋时骊戎国之女，晋献公伐骊戎，获骊姬，立为夫人，献公卒，被杀。
⑩象：人名，舜之同父异母兄弟。
⑾子产：春秋时公孙侨字。
⑿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⒀独觉：独知独觉。
⒁《毛颖传》：韩愈假托毛笔为传。
⒂《国史补》：唐李肇撰，三卷，多记开元、长庆间事。
⒃《枕中记》：唐传奇，写卢生在邯郸遇吕翁事。
⒄指《庄子》一书中的寓言。
⒅史迁：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
⒆《由谷外集》：宋黄庭坚撰，十七卷。宝铉：晋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宋徐铉，撰《稽神录》六卷。阴何：梁诗人阴铿、何逊。
⒇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贽字。金圣叹：清代评论家金人瑞字，原名张采。两人评《水浒》，将其比作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21）阿堵：唐代俗语，犹言这个。
（22）《国策》：《战国策》，汉刘向编，共三十三篇。不啻（chì赤）：犹言不仅，不但。金针度人：犹言传授秘诀。
这里讲到传记、历史散文与传奇小说有相通处。这是三种不同的文体，钱先生认为从不同文体中可以看到相通之处。
平步青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说文字“奕奕有生气”，不是凭空虚赞，而是与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斗，遭到阉党魏忠贤的诬陷，死于狱中。他是人中的伯乐，在史可法还是书生时，便发现他是个人材，给以提携和训导，史可法后来终成抗清名臣。
钱先生举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写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于说明不同才力的人运用不同文体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现比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师见而频蹙（忧愁不乐）曰：‘尔胡为乎来哉！’”左公只说了这样一句感叹的话，可以看作是史可法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左光先《枢辅史公传》：史可法在狱中见到左公，左公说：“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这是弟弟为兄作传时代言的话，提到了“死”，多了一点危险的内容，进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传》：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公竟说了六十二个字的话，把入狱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有条不紊，并对史可法作了日后的交代。显然这些都是戴氏构想中代左公立言。这个写法在当今的作品中常见运用，是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明白，才虚构得头头是道，句句是实话，可惜没有顾及到当时危急的情势，是否有条件说这些话。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为生动感人。“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仅用九个字，形象地写出史可法探监之难，左公已遭酷刑之惨，都见于言外。接着写左公听到史的声音，却睁不开眼，“乃奋臂”把眼睛拨开，“目光如炬”，怒斥史，说了四十七个字的话：“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把左史的关系，彼此的情感，以及两人不可一世的气概和会见的气氛，都写得“奕奕有生气”，感人至深。
对此，想到以下几点：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狱中会见的实情，好比骨头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测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画龙点睛，更能把握环境，传达史、左两人高贵的品质和情操，以及埋在人们心里对史、左两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气氛的渲染，都使人觉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则对这些方面把握得不够。
（二）文学作品，无论反映历史事件，还是现实生活，都离不开写人与事，而怎样写才能给人以真实感，从戴《传》、方《逸事》的写法可以得到启示：琐细的表面现象不等于真实，而与所写有关的入情入理之言与事，则不可有所遗漏。如《管锥编》117页写禽言之“拟声达意”，即出于想象。又如《宋诗选注》范成大《州桥》注：“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沦陷区人民）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我们读来觉得入情入理”，这也靠想象和体会。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中国工于记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锥编》166页：“《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又如《左传》写骊姬床笫私语，介之推与母亲偕逃前的对话，皆是“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所谓“记言”，皆由史家“悬拟设想”，“揣想生象”，虚拟合情合理的言与事，使其达到“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的效果。所以说文学作品和历史，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就在于摆脱不掉虚构和代言。
（三）韩愈为毛笔作传，虽以“传”名，实则是以传记文学的手法写作的一篇警世讽时之寓言故事。韩愈把毛笔人化，以戏谑的文词写出，引人大笑，发人深思，柳宗元认为司马迁的《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决而放诸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肇亦认为韩愈此文“不下史迁”，“真良史才”（《国史补》），白居易也赞韩愈“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这些评论皆意在说明文学传记、寓言故事与史的写法有相通之处。
（四）不仅中国有文学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称自己书中的记言，并非亲耳所听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据自己的设想揣摩，代为立言。因此，这里指出史家与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应当首先明白这一点。《管锥编》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录于此作为补充。钱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并举例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传正义·隐公》）真是切当宏伟的高论。
（五）由此，联想到《管锥编·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话颇有深意：“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捉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又云：“吾国子书（笔记小说类）所载，每复类是。均姓名虽真，人物非真。有论《庄子》中膺篇《盗跖》者，于其文既信伪为真，于其事复认假作真，非痴人之闻梦，即黠巫之视鬼。”可惜，《管锥编》出版迟了，早在1975年批儒评法之际，闻知某院校正在新编文学史，其所谓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没有作品的作家盗跖的章节，显然是上了《庄子》的当。由此可见，钱先生所指出的，对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谈艺录》读本（九）八股文通于戏曲
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