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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王士禛的诗论而言，钱先生指出他论诗的特点是宗旨狭窄，涉及朝代却广。“典、远、谐、则”是他对诗的要求，具体说就是作诗须做到典雅、深远、合谐、正宗，只要达到此标准者，他对唐宋元明人皆不废弃，但选辑《唐贤三昧集》时，虽标为正宗，却又不收李杜元白，论诗也不满王杨卢骆，这个矛盾说明：王士禛标举的神韵，实无具体内容，易流于空泛，而他所好的“典、远、谐、则”，要求过分，又易于掩却真性灵。因此，他自己作诗或论他人的诗作，都受到局限。此外，钱先生又举引王士禛论诗的诗例，认为他并没有另眼相看宋元诗，他欣赏黄庭坚的“清新”和“孤诣”，认为历来学杜者没有赶上黄庭坚的；推崇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诸家的“才力学识”皆逾越百代；认为宋祁诗字字有来历，用功颇深，即使明代的大家也有所不及；指出胡应麟虽看重宋人，却未能深识苏轼、黄庭坚。翁方纲注意到王士禛 诗有“空中之味”，与黄庭坚诗实不同调，然王士禛却最喜欢黄庭坚的诗；朱彝尊以博学入诗，与黄庭坚诗实是同调，照理说他应喜欢黄庭坚的诗，而他又恰恰最不喜欢黄诗。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翁方纲为此而疑惑不解。钱先生认为这并不难解释，仅就表面上看，黄庭坚诗虽擅长使事用典，但能“以古语道今情”，正合于王士禛主张作诗“典雅”的宗旨。
《谈艺录》读本（一一）活法与死法
《艇斋诗话》载江西先辈谈艺要旨①，谓吕东莱论诗“讲活法”②。《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亦引东莱作《夏均父集序》云③：“学诗当识活法。活法者、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谢玄晖有言④：‘好诗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后村按谓：“以宣城诗考之，如锦工机锦，玉人琢玉，穷巧极妙，然后能流转圆美。近时学者误认弹丸之喻，而趋于易；故放翁诗云：‘弹丸之论方误人。’然则欲知紫薇诗者④，观此集序，则知弹丸之语，非主于易”云云。按琢玉工乃陈克《九僧诗序》中语。夫诗至于圆，如学道证圆通，非轻滑也。赵章泉以东莱与涪翁并称⑤，屡道圆活，如《淳熙稿》卷十七《与琛卿论诗》一绝曰：“活法端须自结融，可知琢刻见玲珑。涪翁不作东莱死，安得斯文日再中。”“琢刻见玲珑”五字，可以释放翁之惑矣。后村引放翁语，见《答郑虞任》七古，曰：“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说方误人。”放翁自作诗，正不免轻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于古今诗家，仿作称道最多者，偏为古质之梅宛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谓⑥：“圣俞诗、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訾，惟陆务观重之。此可为知者道也。”余按《剑南集》中诗，显仿宛陵者，有《寄酬曾学士》、《过林黄中食柑子》、《送苏召叟入蜀》、《与同官纵谈鬼神》、《哲上人以端砚遗子聿》、《假山》、《春社日》、《熏蚊》之类。《雨夜怀唐安》之“萤依湿草同为旅”，则宛陵《依韵和子充夜雨》之“湿萤依草没”也；《书斋壁》之“菱刺磨成芡实圆”，则宛陵《依韵和晏相公》之“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菱芡”也。《读宛陵先生诗》云：“欧尹追还六籍醇，先生诗律擅雄浑。导河积石源流正，维岳崧高气象尊。玉磬漻漻非俗好，霜松郁郁有春温。向来不道无讥品，敢保诸人未及门。”又《读宛陵诗》曰：“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余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又《书宛陵集后》云：“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诸家义皆堕，此老话方行。赵璧连城价，隋珠照眼明。粗能窥梗概，亦足慰平生。”《李虞部诗序》云：“歌诗复古，梅宛陵独擅其宗。”《梅圣俞别集序》云：“先生于诗，非待学而能，然学亦无出其右。置字如大禹铸鼎，炼句如后夔作乐；成篇如周公致太平。欲学不得，欲赞不能”云云。唱叹备至，于他家盖未有是。如于少陵，不过悲其志事，作泛称语，不详论诗律也。参观《东屯高斋记》、《草堂拜少陵遗像》五古、《读杜诗》七绝、《读李杜诗》五律等作。欧阳永叔作《圣俞墓志》曰⑦：“其初喜为清丽闲肆，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又《水谷夜行》诗云：“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而放翁《示子遹》则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全取欧公称宛陵语以自道。宛陵《和晏相公韵》曰：“因令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读邵不疑诗卷》曰：“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答萧渊少府卷》曰：“大都精意与俗近，笔力驱驾能逶迤”放翁《题萧彦毓诗卷》则云：“诗卷雄豪易得名，尔来闲淡独萧卿”；《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则云：“工夫深处却平夷”；《夜坐示桑甥》云：“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大巧谢琱琢，至刚反摧藏”；《读近人诗》云：“琢琱 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何君墓表》中有“诗欲工、而工非诗之极”一节，皆重言申明平淡之旨。《邵氏闻见后录》谓⑧“鲁直诗到人爱处，圣俞诗到人不爱处”。按吴可《藏海诗话》引东坡谢李公择惠诗帖云：“公择遂做到人不爱处”；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亦记东坡语云⑨：“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邵氏盖用苏语。《栾城遗言》载鲁直盛称圣命诗事⑩，可参观。《匏庐诗话》卷上乃言⑾：“宋诗能到俗人不爱者，庶几黄豫章”；似仅本放翁诗，未考其源也。放翁则屡用其语，《明日复理梦中作》曰：“诗到无人爱处工”；《山房》曰：“诗到令人不爱时”；《朝饥示子书》曰：“俗人犹爱未为诗。”按此意即昌黎《与冯宿论文书》所谓“小惭小好、大惭大好”之正面。其于宛陵之步趋塐画，无微不至，庶几知异量之美者矣。抑自病其诗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为对症之药耶。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春凫集序》言东坡作诗为李杜别子⑿，而论诗乃致不满于李杜，言行一若不符。按《渭南文集》卷十五《梅圣俞别集序》曰⒀：“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陶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东坡和陶，世所熟知，东坡竺好宛陵，则未之他闻。然二家冲和质淡，与东坡诗格不侔，斯亦放翁前事之师，而谢山之说又得旁证矣。宛陵《依韵和晏相公》所云：“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菱芡”，即是弹丸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