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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不力学，而诗则工拙各异”，是因“才自有别，非一倚于学所能得”；张宗泰《书瓯北集后》（《鲁岩所学集》），亦支持严羽别才非书的立论，他从古今文人学士中有鸿才硕学、博通坟典者，于吟咏无一字留传的事实，证明诗乃别才非书；宋咸熙诗话《耐冷谭》亦称严羽“持论本极周密”，他指责明人解缙截取严羽《诗话》首四句，断章取义，以为学诗者不必读书，影响很坏，甚至“诗道于是乎衰矣”，他开始也是非难严羽的，及至学富之后改变了看法。钱仪吉在《颐彩堂诗序》里也肯定严氏论诗曰妙悟，曰入神，并未有废书之说。陈寿祺《萨檀河白华楼诗钞叙》亦称严氏别才非书、读书穷理“能极其至”之说“卓哉”，他还用了一系列比喻说明诗乃别才之说，认为诗抒性情与读书穷理是两种功夫，而多读书，就像饮于江海的人，可于杯勺中想见波涛；宰牛者一点一点动刀，画马者须胸有全马的构想，对此若不“穷理”，便难以成功。张际亮《答朱秦洲书》亦称严氏别才别趣，归之于读书穷理，是“二者兼美，本无偏颇”，并以为可救清诗之弊。这里认为凡诗之少料而以为灵，或诗之多料而以为厚者，皆须反复读三遍《沧浪诗话·诗辨》，至于冯班的《钝吟杂录·纠缪》，仅是纠正其《考证》的部分错误。这里还指出，陈衍说“多读书言其终事”不确，因杜甫读破万卷之后，方下笔有神，可见“多读书”非“终事”，严氏主张别才，以学补充；陈衍主张博学，以才驾驭，所以同是主张读书，意义却大不同。
二、钱先生举引若干例证，说明袁枚《随园诗话》论诗以妙悟为主，论文章以神韵为归，与严羽《沧浪诗话》、司空图《诗品》的立论暗暗相合，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如：严氏别才别趣、非书非理、读书穷理之说，在《随园诗话》中能找到很好的解释，其卷三引方子云和刘霞裳的诗句，“学荒翻得性灵诗”和“读书久觉诗思涩”，是读书、作诗的经验之谈，因为读书和吟咏是运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读书要求记忆、理解、融会贯通，无论运用归纳或演绎，皆属逻辑思维，而吟咏则是抒发情怀或描景状物，纯属形象思维，所以袁氏说“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与严氏主张暗合。同卷中袁氏又说：“作史三长才学识，诗亦如之，而以识为最先”，这与严氏入门“路头”之说完全一致。《诗话》卷四引陶元藻的话是肯定“作诗须视天分”的说法，认为“与诗近者，虽中年后，可以名家；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并用磨铁成针，磨砖不成针，比喻别才，显然，袁氏同意陶氏意见，又与严氏别才说相合。《诗话》卷六有一则引司空图论诗，透露了他们的相通之处：司空图论诗贵味外味，袁氏甚为赞赏，他以为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未得到，只好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为此他深感遗憾。他的《诗话补遗》卷一引李玉洲言，表明他赞同“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因为“必须胸有万卷者”，才能助神气，“若有心矜炫淹博，便落下乘”，这与严氏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以及用字押韵必有依据等，有碍表达性情的宗旨亦甚相合。谢章铤《赌棋山庄余集》引何歧海说：袁氏别才不关书之说，亦即锤嵘《诗品》所谓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之说，也就是严羽的别才不关书之说。这里通过若干具体见解的比较，捋顺了前后几部诗话的关系：“子才引司空表圣，尤机锋浅漏，表圣固沧浪议论之先河”，袁氏提倡神韵，亦即司空《与李生论诗书》所谓“韵外之致”。袁氏不好禅，甚至一再反对严氏借禅喻诗，或禅语之说，这里举引《诗话补遗》卷三的《诗佛歌》竟与《宗镜录》所引之《观力论》相同，说明袁氏亦在以禅说诗，他不明白禅具有一种哲理，而他在讲道理时虽非禅，亦合于禅。这一点很少有人道及。
《谈艺录》读本（七）以禅喻诗
严沧浪《诗辨》曰：“诗有别才非书，别学非理，而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曰“别才”，则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也；曰“读书穷理以极其至”，则因悟而修，以修承悟也。可见诗中“解悟”，已不能舍思学而不顾；至于“证悟”，正自思学中来，下学以臻上达，超思与学，而不能捐思废学。犹夫欲越深涧，非足踏实地，得所凭借，不能跃至彼岸；顾若步步而行，趾不离地，及岸尽裹足，惟有盈盈隔水，脉脉相望而已。Kierkegaard以跳越为人生经验中要事①。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②。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云云，几同无字天书。以诗拟禅，意过于通，宜招钝吟之纠缪③，起渔洋之误解④。禅宗于文字，以胶盆粘着为大忌；法执理障，则药语尽成病语，故谷隐禅师云⑤：“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见《五灯会元》卷十二。此庄子“得意忘言”之说也。若诗自是文字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映影。王弼《周易略例》⑥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炎《读易笔记·自序》驳之曰⑦：“是未得鱼兔，先弃筌蹄之说也。”诗中神韵之异于禅机在此；去理路言诠，固无以寄神韵也。沧浪又曰：“言有尽而意无穷”；夫神韵不尽理路言诠，与神韵无须理路言诠，二语迥殊，不可混为一谈。《钝吟杂录》卷五驳沧浪云⑧：“诗者言也，但言微不与常同，理玄或在文外。安得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又云：“禅家死句活句与诗法并不相涉。禅家当机煞活，若刻舟求剑，死在句下，便是死。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禅须参悟；若‘高台多悲风’、‘出入君怀袖’，参之何益。沧浪不知参禅”云云。按前段驳沧浪是也，后段议论便是刻舟求剑、死在句下，钝吟亦是钝根⑨。禅句无所谓“死活”，在学人之善参与否。譬如《参同契》云⑩：“执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此石头扫空事障理障之妙谛。而达观未离窠臼⑾，不肯放下，活语变死，药语成病，宜来谷隐之呵矣。（99—100页）
古人说诗，有曰：“不以词害意”而须“以意逆志”者，有曰：“诗无达诂”者，有曰：“文外独绝”者，有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者。不脱而亦不粘，与禅家之参活句，何尝无相类处。参而悟入，则古人说诗又有曰：“其源出于某”者，有曰：“精熟《文选》理”者，有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有曰：“得句法于某”者，有曰“脱胎换骨”者⑿。钝吟真固哉高叟矣。其乡后学王东溆《柳南续笔》卷三引钱圆沙语⒀：“诗文之作，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者”；以为可补沧浪之说，钝吟并妙悟而诋之过矣云云。实则沧浪之意本如是，初不须补也。胡元瑞《诗薮》内编卷二谓⒁：“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亦属强生分别。禅与诗、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虽二，而心之作用则一。了悟以后，禅可不着言说，诗必托诸文字；然其为悟境，初无不同。且悟即“造”之至“深”；如须“深造”，尚非真悟。宜曰：禅家讲关捩子⒂，故一悟尽悟，快人一言，快马一鞭。《传灯录》卷六载道明语⒃。一指头禅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见《传灯录》卷十一。诗家有篇什，故于理会法则以外，触景生情，即事漫兴，有所作必随时有所感，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顾大慧杲老大悟至一十八遍⒄，小悟不计其数，则禅家亦未尝如元瑞所谓“一悟便了”也。（101页）
沧浪《答吴景仙书》自负：“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夫“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尚属泛言；诗“入神”境而文外独绝，禅彻悟境而思议俱断，两者触类取譬，斯乃“亲切”矣。沧浪“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者，上也”，犹《五灯会元》卷十二谷隐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即瓦勒利论文所谓⒅：“以文字试造文字不传之境界。”然诗之神境，“不尽于言”而亦“不外于言”，禅之悟境，“语言道断”，斯其异也（参观第100页《补订》一）。当世西方谈士有径比马拉美及时流篇什于禅家“公案”⒆或“文字瑜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