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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文件正式下发后，曙光厂党支部已开过两次会进行传达，学习、部署。邹晓风对此事抓得很紧，国庆前事情虽多，他还是硬抽出时间开了两次会。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审议右派分子是否摘帽的权力在这些人现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邹晓风组织支部全体委员，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领会。最后统一了基本认识，即曙光厂先后两批接收的四十九名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表现较好，其中一部分人表现突出，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而表现一般的是极少数，表现不好的只是个别人。
文件规定，摘掉帽子的人必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１）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２）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３）在工作中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让各地各部门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确定哪些人可以摘帽。这次摘帽的比例是可以稍大于或稍少于百分之十。
曙光厂的右派分子总数整整五十人。按照文件规定的摘帽比例，应是五人，即便大于这个比例也多不了一两个。这让邹晓风、李宪平私下都感到有些为难。李宪平主张至少报八个，说能批几个是几个。邹晓风认为报多了明显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弄不好会让推倒重新审查报批，他主张最多不能超过七人，比例是百分之十四，接近中央文件精神。
第二次开会即是排队审议摘帽的人选，这个会开了足足四个小时，才初步确定了七个可以摘掉帽子的人选。
第一个被通过的是厂里土成土长的右派分子达进士，审议他时全体支委一致通过。论表现，达进士算不上十分突出，但他的工作精神有目共睹，这么多年始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年到头连病假也不休一天。更重要的一点是全心里有数，知道如不是当初“反右”有名额限制，他这个右派八成当不上。如同当初戴这顶帽子是“名额”的因素被全票通过一样；如今他摘这顶帽子则是同情因素起了作用，再次被全票通过。
其余的六人是石国栋、宋辉、王玉蓉、范建国、霍希古、史丽云。审议到范建国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谷玉森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范建国说过对除四害不满的怪话，还动手打过人，违犯过厂纪。说第一次摘帽子不应考虑这种人。
后来是李宪平据理力争，例举了范建国在制材车间期间搞技改的一些成果，又用孙长喜说过的话，对范建国调到机修车间后的表现及在研制新产品有关设备起的作用讲得有根有据，驳得谷玉森没有话说，在其他支委纷纷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他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同意上报，但他保留意见。
李宪平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反右倾”的会上谷玉森笑眯眯地当众对他发难，又抓辨子，又扣帽子，他如当场反驳，会显得他气量狭小没有风度，弄得他有话不好说，有气只能忍着。如不是其他支委仗义执言，为他争辨，说不准会是个什么结果。而这个会上情况则不同，他李宪平是为别人据理力争，也是为了公正。为了公正，他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况且他也是有备而来。会前，他就想到了，谷玉森不会轻易放过范建国，他特意找过一次孙长喜，请老孙介绍了一下范建国的情况。李宪平清楚得很，谷玉森之所以盯住范建国不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欣赏范建国，他觉得因为自己的原故使一个年轻人丧失重归革命队伍的机会太不公正，也使自己欠下别人一笔无法偿还的债，为这，他绝不放弃，也不会退缩。他深知谷玉森为人色厉内荏，欺软怕硬。
审议到史丽云时，谷玉森第一个发言同意为其摘帽，他例举了史丽云在大炼钢铁时的积极表现，以及厂里宣传工作中的突出作用，并借陈爱兰的话对其表现予以充分肯定。而在评议同样在大炼钢铁中有积极表现的何小波时，他却吸起了烟一声不吭，支委挨个表决时，他执的是暂不考虑摘帽的态度。
史丽云与何小波相比是显稍好一些，但如若与石国栋、王玉蓉等人相比，论工作中的贡献显然不如这些人，但厂里的宣传工作自从有了她的参与，也确实增色不小，加之邹晓风表态支持谷玉森的意见，最后还是将她列入了可以摘帽的名单中。但按顺序，史丽云排在最后一个。范建国则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的指示精神，对曙光厂的几十位年轻的右派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这一福音来得是如此突然，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思想准备，幸福的感觉如在梦中。人人盼望着幸运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因为是要给部分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摘帽，这部分是多大的比例虽无从知晓，但足以使他们人人看到了希望，既便一些早已悲观，对能搭上首列幸运之舟不抱任何希望的人，也从中看到了一缕曙光，觉得又有了盼头。
国庆前，厂里右面分子最后一次的学习会，几乎变成了摘帽的“猜迷会”，大家相互猜测第一批摘帽的人中会有谁；猜测摘掉帽子的比例能有多大。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够格，但自己又不好意思说，便猜测别人，你猜别人会摘帽自然让人家听了高兴，别人也会猜你，相互恭维，投桃报李，先搞了一阵子精神会餐。在那么多次的学习当中，唯独这次学习人人喜气洋洋的。
被人猜测最多的人是石国栋，道理很简单，他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头，肯定深受厂领导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这次新产品顺利投产他又表现突出，少了谁也少了他。谁都说他最有希望，石国栋当然自己也这么想，甚至他还联想到，摘掉了帽子，会不会也恢复他的党藉？但想归想，心还是悬着的，谁知厂里的领导究竟会怎么看他？别人猜他，他却不猜别人，一个也不猜，不知为什么，他隐隐感到这次被摘帽的比例不会很大，也许只是象征性的。
至于对这次可能有多少人被摘帽？表现最乐观的是霍希古，他说不会少于三分之一。更多的人倾向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将被摘帽。也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参加猜测，达进士是其中的一个。谁要是猜到他的头上，他只会傻乐，顶多说声，“谢谢”或“借您的吉言”的客气话。这里的人属他岁数最大，也属他想得最开，他觉得一切全是命中注定的事，胡思乱想没有用。
范建国的心里跟长了草似的，这多少自然也与面临的有关摘帽精神有关，但真正令他心神不宁的是史丽云对他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史丽云已几次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的邀请。国庆休息三天，她同样拒绝同他出去。她的理由总是那么牵强，让他琢磨不透。连这次右派摘帽的好事，也成了节日不出来的理由，她说，这种日子口还是少出来的好。至于为什么少出来好，她又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在这之前，史丽云可不是这样，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陪他待上一天，分手时依依不舍。颐和园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陪她几乎画遍了那里的景点。
范建国断定有变，否则史丽云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态度生变，他说不清，因为事先一点先兆也没有，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迹象表明史丽云又有了新的追求者，最大的可能是她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同类大都处于兴奋与不安之中，想的是自己能否优先摘帽。他却整天神不守舍，丢了魂儿似的，别人跟他说话要上前拍他的肩，否则说什么他也没听见。那天王河来机修车间借机油，本想找他说说话，见他正忙便冲他挥了挥手，又用手指了指头顶，咧嘴笑笑走了。王河的意思在场的人全明白了，唯独范建国望着他的背影发了半天呆，还自言自语嘟嚷了一句，“什么意思？”直到霍希古将意思点破，“人家是说你快摘帽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了。
范建国的变化没引进谁的注意，他周围的人没几个顾得上留意别人。
为吃好国庆节前的这顿会餐，机修车间做了精心的准备，统管这次会餐的是杜新生和霍希古，老孙说怎么吃全凭你们俩调度。二人一商量，全车间每人凑了五毛钱，又买了三瓶白酒和下酒的菜，杜新生还由家带来了不少煮好的毛豆。当天上午提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