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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慕寰抱着好奇心前往旁听了几次，又趁机读了哈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前一本书延续米塞斯的论旨，对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行的。后一本书则指出了计划经济本身内在的逻辑会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确立了邢慕寰的自由市场理念。
在台湾，邢慕寰是第一批致力于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并全力推动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外贸顺差逐渐扩大，并面临景气过热与通膨压力，蒋硕杰与邢慕寰即大声疾呼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利用市场所反应的汇率和利率水准，化解内外经济压力。他们也普遍批评政府干预对经济资源利用造成效率上的扭曲——希望政府尽快“抛弃新重商主义的包袱”，他们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该限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竞争条件；其次，除非因为资讯不足、公共财、外溢效果、独占或寡占性经济权力的存在，或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因素而致使市场失灵外，政府不应该随便干预经济活动或扭曲市场的价格机能。
施建生在1965年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时，于当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哈耶克访问台湾，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施建生是在参加哈耶克所创办的朝圣山学社年会之际向哈耶克发出邀请的。
哈耶克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发表演讲时，施建生是会议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此外，施建生在其《现代经济思潮》一书增订版中的第八章，以九节介绍哈耶克。哈耶克于1992年去逝时，施建生也在《经济前瞻——哈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哈耶克与凯恩斯》，记述两人的关系。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谢宗林和吴惠林也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研究，并热心地传播。谢宗林翻译了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并把哈耶克在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读过，并且有深度的理解。他也撰写过《哈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一文，直接详细剖析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吴惠林则在媒体撰写大量时论，大力传播自由市场理念，对哈耶克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推崇备至。
在新一代学人中，新竹清华大学的黄春兴以教授、研究哈耶克的理论为己任，于学平也在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总的来说，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力似乎在减退。诚如钱永祥先生所说，当自由政体成为现实的时候，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找不到北了。当自由市场似乎成为常识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书院化，因而，也越来越热衷于主流的黑板经济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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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8节 作为一位宪政主义者的杨小凯
《万科》周刊
秋风
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对于杨小凯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小凯的思考本来就是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开始的，并因此在文革中历尽牢狱之灾。
成年之后，杨小凯精研经济学理论。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小凯在知识上的主要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斯密《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在于劳动分工理论，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分工理论，小凯的经济学主要是对这两个洞见的扩展、深化和细化。
这两位大师都经历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的学术路径。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知识分工，都只是二位探讨宪政科学一个预备性主题。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与交换，而这就需要规则——主要是法律，及规则执行的体系，因而，必定需要转向对于规则如何形成、如何约束规则执行者的研究，这就属于宪政科学探讨的主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的权力界限，从而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初，就基于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型。哈耶克则以知识分工、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和默会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晚年更通过对源于英国的法治制度的研究，较早阐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普通法法治国”（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今天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尽管哈耶克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概念）理论体系。
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
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
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
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
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
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