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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 作者:张洁-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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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秉宸反应异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声说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砖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钱!”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紧机会赶快离开。
  胥德章听到了胡秉宸的吵闹,一看形势,立刻明白胡秉宸为什么高腔大嗓,但怎么也想不出胡秉宸到这里干什么,又怎么被汉奸抓住。面对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断眼下没有可行的营救办法,痛心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装做不相干的样子绕道而去。
  胡秉宸回转身去朝来路张望,…副寻找失物的模样,又拔腿向来路跑去,将汉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见胡秉宸要跑,汉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开枪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盘查,不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胡秉宸这通不知真假的金砖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图,让汉奸非常恼怒,果然没有发现背后的胥德章,对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厂当胡秉宸被关进牢房时,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达联络点并离开了此地,相信他的情况胥德章会迅速通知组织……然后开始考虑对策,门却砰的一声开了。
  先进来一伙密侦队的汉奸特务,劈头盖脸给他一顿乱揍,然后就是搜身。他身上那些蒋管区新发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钞票“关金券”,着实让汉奸特务们欢喜了一阵。
  随后不了个日本军曹,开始对胡秉宸进行审讯。日本军曹并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一边审讯一边绕着他转,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长袍下摆,妄图从他的立姿上寻出军人的蛛丝马迹,幸亏他的两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军人那样绷得笔直;或骤然掀掉他的礼帽,查看他的额头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来,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劳动过的迹象……凡此种种,白脸书生胡秉宸一概全无,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人。日本军曹一禾所获,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关了起来。一直隐蔽在后的寡妇此时只好出面。这女人非但谈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按照二十世纪末的说法还非常骨感,可在那时骨感还,末走进时尚,所以没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凭仗,居然在封锁线上开店、跑生意,而且干得不比男人差,该是何等功夫!说到营救胡秉宸,花钱就是,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于她该是驾轻就熟。特务汉奸们在日本人面前给胡秉宸来了个形式上的过堂,就“取保释放,随传随到”了。
  她亲自来接胡秉宸。胡秉宸刚跨过牢门她便就地烧了一堆纸,又让胡秉宸从火堆上跨过,一直前行不准回头,说是这样才不冲犯狱神,不会再坐牢。胡秉宸一一照办,没有敷衍,诚心诚意。
  胥德章还在“鸡鸣早看天”等他,他们一同回到重庆,一同隐蔽下来。
  胥德章从未对胡秉宸说过因凭吊历史名城,不能按时到达联络点惹下的祸。
  幸亏胡秉宸被营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呢?想想都后怕。越是后怕,他越不敢对胡秉宸说出实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胥德章对这位老同学充满感激、感动和敬仰,甚至胡秉宸迟迟未能发展他人党,他也没有心生芥蒂。死亡、艰难险阻算得了什么?难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气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谁也无法回答。
  那时连胥德章的梦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过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剑自刎,而他们则是长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长年累月地住在无墙的牢房里,且没有一毫屏障可以间隔,一不公心就会赔进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党的事业!这个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时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为革命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具有“投资”性质,绝对没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五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发展胥德章入党,只能说他胥德章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才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像。那么人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胡秉宸为什么压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党?胥德章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吗?
  按照胡秉宸的说法,一九四二年后中央有个暂停发展党员的政策。
  可是这粒不经意掉下、被他们暂时忽略不计的种子,却在当初无法想像的情况下发了芽。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冰冻几千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胡秉宸险些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风而去。
  胥德章不但没有心生芥蒂,还一厢情愿地以胡秉宸为知己。哪怕当时常梅的兴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没有嫉恨于心。直到胡秉宸选定白帆,并在同居当天晚上,从他们房间传出那一声巨响之后,胥德章才作为胡秉宸的递补,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谢那声巨响,为他炸开了常梅紧闭的门。
  而那一声巨响,却把常梅的心不是炸开一条日后可以弥补的裂缝,而是炸为再也不能补缀的碎片,就像无法修复的粉碎性骨折。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个她也说不清楚的验证。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里,等待着,辨听着,可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声巨响。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把床都折腾塌了?你在向谁显摆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无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将床板折腾塌了的后果;无人能够知晓,那声巨响对常梅的伤害。只能从几十年后,有关白帆的一次政治审查中猜到一些什么。
  “审干”运动中,白帆当年的台湾之行无人证明。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派遣白帆前去台湾执行任务的领导人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这个问题只好“说不清楚”。彼时担任会计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从领取差旅费这一线索帮助白帆说清楚。可是已经牺牲的领导人既然不能证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湾执行任务,也就不能证明他让常梅支付过白帆的差旅费,是真正的死无对证。这个问题只好“挂”了起来。因为这个“说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干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个区区行政十四级的“照顾”。比起这个副局级待遇。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无对证的她只好继续“挂”着。
  
  不能说常梅的牺牲不大,她为心里那个一藏几十年的爱情牺牲了她的良知。她为此哭泣过,痛苦过,犹豫过……特别像她这样一个不论与谁共事,都会赢得“你办事我放心”这种评价的人,她那一颗颗眼泪,是无法用正常的戥子来称量的。
  她只能这样振作自己:“挂”起来算不得什么处分,与叛徒、奸细之类的敌我矛盾毫不沾边,顶多影响使用、提级。“挂”起来有点像在银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复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远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几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么折腾,以至把床都折腾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时发出那声巨响,也不会落下一个“挂”的结果。
  爱,是不能忘记的。国民党特工很快释放了李琳。
  人们有理由猜想,国民党特工这样快就释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队伍,继续为他们提供情报。
  如果这样设计,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也不想想,李琳还能再次混进革命队伍吗?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国民党特工无时不在监视着释放后的李琳。地下组织也在寻找机会,准备除掉这个叛徒。在严酷的革命时期,为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形式书写一份革命教科书,以惩戒那些叛变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变的人。在国民党特工部门和地下组织的双重监视下,出狱不久的李琳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不但国民党特工部门找不到她,连想要灭掉她的地下组织也找不到她了。她为什么蒸发?是不愿再与国民党遭遇,还是知道地下组织准备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么,或是她觉得再也没脸见人?……
  这个自由散漫、奇笨无比的李琳,又怎样在双重监视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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