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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载春秋相濡以沫
惟一的女儿去了东北，家里显得冷冷清清。多亏了孟吟，承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孟吟姊妹四个，她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从小就帮着妈妈料理家务，学会了很多家务活。她烹饪手艺极佳，用烤箱做的点心可以和西餐店媲美。费孝通喜欢吃肉，她就变着法研究红烧肉的做法，最后竟然把红烧肉烧得晶莹透亮。她做的苏州风味的菜肴是费孝通最喜欢吃的菜。她有着一双巧手，会织毛衣，刺绣，还会做皮衣。宗惠小时候的衣服都
是妈妈亲自缝制。孟吟用几块钱买块花布，一顿饭的功夫就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同学们都很羡慕宗惠，追问她衣服是在哪个时装店买的。
对于丈夫，盂吟更是尽心尽力。费孝通所有的衣服，无论是西装还是长衫，无论是皮袄还是衬衣，都是妻子亲手制作的。她酷爱清洁，偏爱白颜色，家里的床罩、床单、被套、枕套都是白颜色，她用搓板把床上用品洗得干干净净，还要浆得平平整整。邻居们到了费孝通家里，看到屋里一尘不染，开玩笑地说：“你们家太干净了，我们都不敢坐。”
费孝通总是热情地说：“快坐快坐，没那么多客套。”
孟吟既善良又好客，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对周围的人十分慷慨。费孝通的司机老熊家里孩子多，她经常给老熊的孩子做衣服，做好吃的，还拿出家里的钱接济他。对于民族学院的职工和司机以及老邻居，孟吟经常慷慨解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在炮轰牛鬼蛇神。孟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也属于炮轰之列。费孝通整天挨批斗，孟吟被勒令回到原籍。她来到紫竹院派出所迁户口，民警们都认识这个尽做善事的老太太。她在单子上填上了“返乡”二宇。派出所的警察一看连忙说：“你不要填返乡，要填投靠。填了返乡户口迁走后就很难迁回来了，而且还要返到最基层的乡村。填投靠就可以不去乡村，你公公在苏州，你的户口就可以落在苏州，将来公公去世后还有迁回户口的可能。”
连平时不怎么打交道的派出所的民警都愿意帮助她，孟吟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孟吟到了苏州，刚巧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被打成牛鬼蛇神整天挨斗，老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得了脑血栓。他身体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该着老先生有福气，儿媳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他卧床不起时来。孟吟像伺候产妇坐月子似的精心伺候着瘫痪的公公，从梳头洗脸到穿衣戴帽；从喂水喂饭到端屎端尿，她毫无怨言。公公瘫痪了好几年，在儿媳的照料下居然没长褥疮。老先生逢人就说：“我的小儿子有福气，娶了个好媳妇，我可是得了儿媳妇的济了！”
那时候的费孝通正在挨整，他戴着破帽子，穿着破旧的中山装，衣服上都直往下掉丝丝。他没有在父亲临终时尽过孝，可他没有做到的妻子全都做到了。孟吟的“投靠”实际上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病人，她无怨无悔。她觉得公公是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能够为丈夫分忧解难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1970年，费璞安带着微笑告别了人间，孟吟才结束了“投靠”的历史，回到了北京。夫妻刚刚团聚，费孝通又被发配到湖北潜江干校食堂当伙头军。孟吟又独自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费孝通官复原职后，很多人都提出要帮助他把女儿调回北京，可他却说：“我女儿是学农的，学农就应该在第一线！”
他对自己的女儿不徇私情，可对别人的孩子却关怀备至。潘光旦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他和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是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潘先生蒙冤挨整，造反派勒令他拔草劳动。他的子女都到了外地，是费孝通照料他的生活，带他到医院看病。他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费孝通坐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默默无语。费孝通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潘先生，总是想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频繁。很多国家仰慕费孝通的学问，请他推荐一些学生前去留学。费孝通首先想到了潘光旦的小女儿潘乃谷，她当时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机械化系当书记。费孝通先把她调到北京，又推荐她到美国去留学。当时，有人问费孝通：“费老，潘乃谷和宗惠都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宗惠要是想出国，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您为什么不帮自己的女儿出国，却偏偏要帮别人呢？”
费孝通回答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着我沾光，有机会应该让人家去。我的孩子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费孝通1985年在北京大学建议成立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学成归来后就来到这个研究所工作。1992年，费孝通把去土族地区调查的任务交给这个研究所，潘乃谷和高丙中两位学者先后来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及民和回族自治县的土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97年，费孝通把这两份报告作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的附录出版了，该书详尽地描写了20世纪初叶和末叶在同一地区甘肃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情况。
就这样，从1963年到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整整在东北工作了13年。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儿，叫做张勤；老二是个男孩儿，叫做张 。老大放在北京的姥姥家里，老二放在上海的奶奶家里。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对外孙女格外疼爱，经常教育张勤要勤奋学习。盂吟思女心切，带着外孙女张勤到公主岭看望女儿和女婿。她是个勤快人，到了哪儿也闲不住，帮助女儿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
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才回到了北京。他们惊讶地发现，妈妈的存折上只有200元钱。原来，妈妈把钱不是接济了亲戚，就是帮助了周围的人。宗惠曾经问过母亲：“妈，您怎么一点都不替自己考虑，您把钱都给别人，万一自己有个灾怎么办？”
母亲却笑呵呵地说：“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啊要乐善好施，不能总想着自己！”
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交给了费孝通。1980年，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这时，他已经整整70岁了。人活70古来稀，70岁的老人本应颐养天年好好在家享清福，可费孝通却有一种紧迫感。他想：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自己还有10年的好时光。这10年的光阴就好比10块钱，没有随便浪费的资本了。青年人可以随便挥霍光阴，可自己这仅有的10块钱不能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应该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心爱的东西就是为中国、农民能够富起来做一点事情。
1981年，71岁高龄的费孝通踏上了三访开弦弓村的征程。走在乡间松软的泥土上，他的心觉得格外舒畅。他像串亲戚那样走进农民家里，一边喝着农家熏豆茶，一边和农民拉家常。他以开弦弓村为基地，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吴江和江苏省做社会调查。吴江县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学术生命的起点。他欣喜地看到乡村里的社队工业正在兴起，而这种社队工业不正是自己40多年前提倡的“乡土工业”吗？他幽默地把这种农民办的工业叫做草根工业。
江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费孝通通过对一个村镇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概念。接着；他又以社会学家睿智的头脑总结出“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这个草根工业就是今天乡镇企业的雏形。
费孝通对吴江10多个小城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干事情非常投入，只要认准的事情，10头水牛也拉不回；他干事情特别专注，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在盛泽镇调查时，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这个以丝绸产销为特色的小镇已经有2．2万人；但是在后来的20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回升。1981年达到2．6万人。他认为2．2万人是一个基数，如果按照全国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盛泽镇30年后也应该有4万多人。所以这里面大有文章。他思维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研究小城镇发展的突破口，即小城镇如何聚集人口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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