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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画画。我用各种笔画，我舍不得用那根漂亮的绿色大彩笔，只是在上黄色时，我才用它。我画了戴老师在另外一所学校上课的模样，她把头发剪短了，以前戴老师的头发很长，她走过我身边时，头发擦过我的课桌，发出了很好听的声音。戴老师调走以后，我没有见过她，但我总觉得她会把美丽的长发剪掉。我不希望别的学校的人看见戴老师留长头发的模样，但我为戴老师的短发画了个黄色的发夹。我画“指环王”，他现在像个小老头，他不戴戒指了，但我还是给他的每个手指都画上一个好看的大戒指，都涂成了黄色。
我画了很多画。我的可爱的大彩笔终于没水了。那天刚好放学了，我画了一张秋天叶子飘下来的画。我很想给每张叶子都涂上黄颜色，但是，彩笔没水了。他们都走了，我找不到黄颜色，心里很焦急。我拿起彩笔，拼命甩啊甩，可就是甩不出一滴水来。我很气愤，把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彩笔圆圆地滚动着，这时候，我听到彩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彩笔里面装着什么呢f我感到好奇，捡起它，拔开了笔头上的盖子，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四块白色的东西掉了出来，它们像粉笔块，也像橡皮擦。我轻轻地抓起了它们。天渐渐暗了下来，我握着那四块东西走到了走廊上。
突然，我的所有头发全竖了起来——我手里握着的是四颗牙齿！我尖叫着把它们狠狠地扔了出去。我的尖叫声冲破了校园的夜空，把整个儿学校的玻璃窗都震破了。
2002年5月15日凌晨3时
田野清风
■ 孙晶岩
2003年3月28日，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费孝通教育基金成立大会正在隆重举行。93岁高龄的费老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精神矍铄，侃侃而谈。望着台下一双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和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费孝通记忆的车轮在倒转着，倒转着……
早在五年前，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在出席“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面对海内外众多学有所成的校友，既感慨于他们当初求学和发展之艰难，又为他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慰。欣喜之余，他倡导建立一项教育基金，用以资助和鼓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勤学上进，争做国家的栋梁。他率先捐献出自己两万元的稿酬作为启动资金，以鼓励那些莘莘学子。
费孝通这种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倡议像一块石子，在社会知名人士和海内外高校校友中掀起了阵阵涟漪。雷洁琼、程思远、卢嘉锡、朱光亚、王光美等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也分别捐款以示支持，海内外校友得知后更是慷慨解囊。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源。如此数年，这项基金最终聚沙成塔，积少成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使当代的莘莘学子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学习到世界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在费孝通先生的亲切关怀和亲自过问之下，在广大海内外校友的大力支持之下，“费孝通教育基金”终于在新世纪之初成立了。
费孝通教育基金的宗旨是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鼓励青年学子们勤学上进，争做国家的有用之材；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为科教兴国做出贡献。这项基金将设立“费孝通奖学金”，用以鼓励杰出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并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学子进一步求学和深造提供力所能及的资助；同时资助学有所成的海外学人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费孝通头上有很多耀眼的光环，他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现任民盟中央名誉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毕生献身于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是在我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子易近人的长者，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他之所以在晚年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和他的家学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教育世家里的小公子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教育世家。父亲费璞安曾经到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母亲杨纫兰是上海务本女学的高才生，后来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杨纫兰生了五个孩子，依次排列为费振东、费达生、费青、费霍和费孝通。费家孩子的名字没有按照家谱排列，费孝通名字里的孝宇是因为著名实业家张謇是费璞安的世交，张謇的孩子是“孝”字辈，于是就随了“孝”字；通是因为费璞安曾经在南通教过书；于是；家里的小公子就取名为费孝通。在这个名字里，既有父辈对世交的情意，也有父亲对教育的缅怀。
教育世家培养了孩子们尊重知识、崇尚学问的好品质，费家的五个孩子在教育上得天独厚，在学问上出类拔萃。大哥费振东考取了上海南洋大学；二哥费青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三哥费霍就读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姐姐费达生毕业于苏州女子蚕业学校，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学习缫丝技术；费孝通从燕京大学和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又来到英国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费孝通童年时非常顽皮，因为出生在农历十月初一，是个鬼节，他便戏称自己是个“小鬼”。这个“小鬼”可真是淘得没边没沿，上课时经常做小动作，下课后又当“逃犯”在院子里奔跑，一头撞进老师的怀里。由于体弱多病，母亲把他送进了女子学校。
费孝通的母亲是一个注重教育知书达礼的女人；她在家庭理财时首先留出来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她去世前曾经说：“家里的五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
杨纫兰是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整天忙着办蒙养院、写文章，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小儿子。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自认为没有尽力的小公子淘气归淘气，可脑袋瓜却特别灵。男孩子淘气本身就是聪明的体现，等孝通开窍后，他的学习成绩就把那些死读书的孩子远远地甩在了后头。费孝通始终觉得在教育上自己比哥哥姐姐们要幸运，因为自己受到了从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完整系统的教育。
看不见的红丝线
费孝通最初的理想是报考协和医学院，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可当他看到当时社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局面，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在他的心中复活了。他觉得学医只能解决人们在肉体上的病痛，而学习社会学才能医治社会的弊病。因此他下定决心不去学医为人去治病，而是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当他迈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门槛时，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他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带领学生到社会上去做调查。
1932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派克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他不但亲自向学生讲授了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还亲自带领费孝通和他的同学们到北平的监狱和八大胡同做社会调查。
费孝通读到三年级时，系里新来了一个叫做王同惠的女生。王同惠长得眉清目秀，圆润的脸上总是带着恬静的微笑。她的眼睛明亮而深邃，仿佛是两颗小星星。她是河北肥乡县人，父亲当过河北省议员和县长。童年丧母的经历使得她少女早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虽然王同惠比费孝通小两岁。又相差两届，但相同的专业和相同的老师却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在当时的燕园，男女同学交往已很寻常。费孝通早就认识王同惠，但起初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彼此谁也没有往深里想。
1933年圣诞节前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搞联欢。莘莘学子，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一番抱负在心头。费孝通慷慨陈词，发表了一通关于人口问题的高论，令同学们刮目相看。正当众人拍案叫绝时，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不显山不露水的低年级女生王同惠却和费孝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俩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费孝通觉得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而王同惠不过是个低年级的新同学，便使出浑身解数说服王同惠。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