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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离开此地。我走到河边，把揣在包里的弹弓扔进河水中。山泉狂乱地将它卷走，似乎很喜欢这礼物。
……我们俩似乎总也走不出那片树林，如一座沉沉的炼狱，他几乎对我无话可说。大一的时候我们曾经多么亲近！那是我刻骨铭心的初恋。我甚至记得他熟睡的样子，他的饭盆反扣在我饭盆之上。当他走到崖边，我迅速从包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弹弓，把他叫住，他最后回头瞧了我一眼。一枚坚硬无比的小石子如爱神丘比特的小羽箭飞向他，击中了面门，他仰面躺下去，我看到一只朝我正面张开的虎皮蝶坠人山崖。
我含着眼泪跟到山崖，喃喃说道：谢谢你，梁步兵，谢谢你让我成为我自己。作者简历
”
刘春，1970年生于江西省分宜县，198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就职于北京青年周刊杂志社。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半边人》。
不知所终的旅行
■ 晓 枫
读刘春的作品，可能比读别人的，更需要读者的耐性和心智。虽然这样说，像是为皇帝制装者的诡辩，但额外说明依然是必要的，因为她的小说不符合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一些作家不满足于单纯的故事讲叙，他们向往破坏钙化的小说模式——革命的步伐是那么艰难和微、弱，以至称其“实验”有所勉强。在这两篇小说里，刘春并没有表现出前卫，但她固有的探索乐趣和向前的半步，可能使她偏离众多读者的视线。
一个取自《圣经》的标题：《好人如何；罪人又如何》，让我们陷入隐隐的道德怀疑之中。桃园小学的范校长是公认的老好人，他品行端正，治校有方，又广种桃李，诲人不倦。他的形象几乎是个世俗版的圣徒，但上帝如何回报这个无可指摘的好人？范校长把生活经营得周全，却躲不掉脑后的致命一击。好人和坏人在作者眼里——我同样猜测在上帝眼里——是边界模糊的概念；至少，好坏常常殊途同归；世人看不到因果相报。这篇贯穿教育主题的小说乍看非常像朴实的怀人散文，作者不慌不忙地写范校长的身世、抱负、嗜好，几乎不存任何悬念暗示。但是范校长倒下之后，作者笔锋一转，文体突然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散发出强烈的小说味道。结构的自由性和处理闲笔的热情，一直是刘春的两个显著特色。
《山中》的大部分内容由“闲笔”组成。如此短小的篇幅里，作者不惜以一种“浪费”的方式东拉西扯，如同旅行笔记，枝枝蔓蔓，信马由缰，漫不经心地穿插着植物学、地理知识、动，物传闻、村人闲聊……她对细节不加拣选，对情节不加组织，看起来似乎未经逻辑和条理的过滤。正是这种缓慢的进入方式、松弛的语言节奏，使我们放松警惕。初读过程我几乎失去好奇和信心，最后一瞬谜底释放，原来公子多情——如此不合章法，她竟然把95％的篇幅用于铺垫，并且不像古典的欧·亨利那样事先提示，在即将被揭穿之前的一段，杀手的面目还坚持着无辜。对于这篇小说，我认为重读是必要的，因为重读始觉作者是如何经心铺垫的，以及在铺垫中蓄意保持的克制。她暗度陈仓，“废话”之中交待清楚了人物关系和事件发生，其间梁步兵与齐小菲的小动作与只言片语，并非旁观者的闲话，始终是一个好妒者在听者有心；目遇梁齐之后作者笔触简短，左右顾盼，其实不过内心起伏的外化形式。刘春铺垫了一级级台阶，读者沿着它们走下去，进入圈套……只是叙事的幽暗，使人没有察觉脚下的台阶而已，直至深谷，发现朋月高悬。
刘春强调小说的智力成分，是个尊重技巧的写作者——这种尊重，包括对成规的回避，以及不使技巧过于急切地显露。从个人趣味上讲，我喜欢的正是刘春的“别扭”。她的作品不是一张火车票，读者知道起点和终点，阅读的期待和喜悦相当于欣赏沿途风光——不，这是不知所终的旅行，你不会预知何时出轨。
壶嘴儿
■ 母国政
我不喜欢壶嘴儿。
你不明白？你当壶嘴儿是什么？壶嘴儿是个人！壶嘴儿是我的同学——就算是同学吧。
那年，日本鬼子开进了我们的小县城。一夜之间，我们校园里原来闲置的小后院，成了鬼子兵的大队部。从那以后，我们全校师生就无法安生了。
他们不仅霸占了小后院，我们上课、踢球的前院也成了他们出操、洗衣裳、晒太阳的地方。带挎斗的摩托车突突突地驶进驶出。两只棕红色的大狼狗，总是蹲在我们一年级教室门外，伸着软软的大舌头，龇着锋利的长牙，在砖地上留下一摊摊黏稠的涎水。听在学校住宿的老师说，夜里，常常能听见中国人的嚎叫声，惨厉极了。没几天，许多同学不来上课了，女老师不来教书了；再过几天，那个瘦瘦的狭长的小脸总是绷着的校长也不露面了——学校无限期地停课了。
对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事能比不去上学、不必看老师的冷脸更快乐呢！我们可以到天主教堂北边的大化河去凫水，在柳荫下的沙滩上下五子棋，可以到高粱地里掐乌米。运气好的话，还能到香瓜刘的瓜地里偷个香瓜吃——我们用铜子儿在火车道上轧成的专吃香瓜用的小刀片儿，已经好久没用过了。
世界上总有好管闲事的人。不管闲事，他们就吃不香，睡不安，牙根子痒痒。
管我们闲事的，是天主教教堂的神甫——一个满脸金黄色大胡子的比利时老头儿，他会说很地道的中国话。去年，我爷爷向教堂里捐赠了一些钱，给贫苦的教友添置冬衣，他请我爷爷吃晚饭，爷爷带着我去了。他把红得像血的酒倒在高高的玻璃杯里，说：“你们烧锅酿的白酒，劲头儿太大。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吧。”我亲耳听见的。
他听说我们学校停课后，对教堂里的于修士说：“兵荒马乱的，孩子们无事可做可不好。你把教友的孩子们召集起来，讲讲圣经故事，唱唱圣歌，再让他们写写大字，温习温习学过的功课，他们就不会给爹妈惹是生非了。”
就这样，我们二十多个教友的孩子，不分大小，不分年级，便同在教堂东院一间洁。白的大屋子里上学了。
我和壶嘴儿就在那会儿成了同学。
其实，壶嘴儿不是我们县立小学的学生，他家原住酸枣屯，离我们小县城二百多里地呢！年初，日本鬼子在酸枣屯和当地的保安队打了一仗，一颗追击炮弹正落在他家烟囱上，他这才和家里人逃到我们这里，投奔他舅舅于修士。有了于修士这层关系，当然，他也就能到教堂里来上学了。
壶嘴儿姓胡，大名胡天佑。并不是因为他姓胡，大家才叫他壶嘴儿，而是因为他的嘴小——特别小，可能他小的时候叼不住妈妈的妈妈头儿吧，他妈便用针线把他的嘴从两边缝起来，只留下一个榛子大的小洞儿——那不是跟茶壶嘴儿差不多吗！
我不喜欢壶嘴儿。
不是因为他的嘴太怪异。其实，除了嘴之外，他的眼睛、鼻子都很漂亮，特别是那两道几乎是竖起来的眉毛，又黑又亮，像戏台上穿着战袍、握着大刀的大将军似的。
在班上，他年龄最大，看上去有十四五岁吧。个子也最高，又黑又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在山里长大的。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他腰间都煞着一条又厚又宽的牛皮带，皮带上的铜环又大又沉，亮闪闪的。
那时我七岁，觉得他又威武，又霸气。
他真的很霸气。
那时，我们临帖写大字，用的是糊窗户的高丽纸。高丽纸柔韧，有淡淡的亮光，写上墨笔字后，黑是黑，白是白，别管字写得好赖，看着挺舒服的。
壶嘴儿独出心裁，他先用墨汁儿把洁白的高丽。纸染黑，在窗台上晾干，然后在一只小碟子里用凉水泡开一块白粉子，浓浓的。他就用毛笔蘸着白粉子在涂黑了的高丽纸上写字。他很得意，鼻子眼睛都在笑，惟独那茶壶嘴儿似的小洞儿，却做不出笑模样。他自己觉得好，愿意脱了裤子放屁，于修士又不禁止他，他尽管这样写好了，与我们无关。也许，将来他会成为书法家呢！
可气的是，他居然干涉起我们来了。
有一天，于修士去城关外前唐屯看望一位患病的教友，临走前布置我们每人写五篇大字。于修士一走，壶嘴儿便窜到讲台前。
“你们想把字写得像古人写的一样好看吗？”
那还用说！
“古人写的字都刻在石碑上，把它拓下来以后，字是白的，地儿是黑的。现在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