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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徐义德的确是无义缺德。他暂时咽下这口气，等待将来出去和徐义德算这一笔账，至少也要在姐姐面前好好告徐义德一状。他想着想着，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
过了没有几天，朱延年从看守所给解到了提篮桥监狱里，仍然是一个人在一个号子里，不同的是他的号子左右都有号子相连，正对面也是一排，不过中间隔着三丈来宽的空间，上面盖一层坚固的铁丝网，四周是走道。在他上面的两层楼上，也是同样的水门汀建筑，因此，只要有一个看守在最上面一层楼的走道上巡视，那么，每一个号子的动静，透过每一层空疏的铁丝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这个号子可以住三个人，另外两个铺位空着。他坐在迎面的铁栏杆旁边，面孔却对着里面的石灰墙，头微微低着。
他在睡梦中，给一个老年的看守叫醒了。他揉揉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望着外边：
“段振立同志，有啥事体？”
段振立是个老看守，在这里工作快二十年了。他熟悉每一个犯人的情形，也了解每一个犯人的特点。他从朱延年吃惊的眼里，察觉他的罪行一定不轻，到里面以后，在号子里表面很安静，实际上有一肚子心事。他一边打开铁锁，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传询。”
段振立把朱延年带到审询室。
审询室是一间小小的房间，里边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方桌，三条板凳，桌子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询问人，聂性初，穿了一身灰布人民装，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刚出头，可是革命严峻的斗争在他的额头和眼角留下了痕迹，深深的皱纹和饱经风霜的皮肤就显得苍老了。他是法院刑庭的审判员，坐在他左边的青年是笔录人，叫马继平。
聂性初叫朱延年坐在他们正对面的板凳上，问道：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坐在板凳上，看了聂性初和马继平一眼，见房间里没有别人，看守站在门外，他放心了。特别是从聂性初的举止上看出来是老区干部，对上海西药界的情况一定不熟悉，而聂性初身旁的录事年纪又轻，更不放在他眼里。等聂性初开口问他，他立即低下了头，显得十分驯服而又有些胆怯的神情，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我在解放以前，就和解放区有往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解放区做生意，送药品和医疗器械，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差一点把我抓了去……”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和解放区的往来，我很清楚。我问你解放以后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心头一愣：自己和解放区往来的事，他很清楚？难道他当时在解放区管这方面的事体吗？朱延年说：
“是的，我马上就要谈到解放以后的事情……”
“不要绕弯子，谈吧。”
“解放以后，解放以后，”朱延年重复着这句话，皱起眉头，回忆地说，“解放以后，我规规矩矩做生意呀！”
“你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聂性初两道锐利的眼光注视着朱延年。朱延年若无其事，沉着地说：
“也不能这么讲。”
“那么，”聂性初单刀直入，问，“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呢？”
“我记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体，不过，福佑店里人多嘴杂，说不定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当然，我要负责，可是我不清楚。”
“你是说福佑药房别的人可能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你自己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唔，是的。”
“我现在并不是问福佑药房的店员，问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这个，当然，也难讲，”朱延年吞吞吐吐地说，“我实在没有做违法的事体。……”
聂性初打断他的话，插上去说：
“自己做的自己清楚。你行贿哪些干部？用啥方式行贿？
老老实实地讲。”
“我讲话最老实不过了，我们生意人最讲究信用老实，骗人骗不到底的，更不能欺骗你。你明察秋毫，比我们知道的事体多，了解的清楚……”
“你别给我讲这些，你说事实！”
“是的，应该说事实。”朱延年一句一句地慢慢说，“对干部么，交际应酬确实有的，比方说请吃顿饭呀，看个戏的，这也是我们交易场中常有的事体，福佑想做生意，这些应酬也难免。”
“只是吃饭看戏吗？”
“往来多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交情，送点礼物这些事也是有的。这是我们的旧习惯，一时还没有改变过来，有意行贿干部，那还说不上。”
“你行贿哪些干部？”
“要说这也算行贿，那可就多了，大小干部到我们店里来，少不了有些交际应酬，姓名一时也记不清了。如果这些交际应酬也算违法，那我们福佑确是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体了。不过呢，在旧社会里却不算啥，我们没有改。现在晓得了，以后再不犯就是了。”
“你别把事体说得太轻松了，”聂性初冷笑了一声，说，“不是一般的交际应酬，你是行贿，腐蚀国家干部。听说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你就是所长，干部到了你们药房，你都有办法把他改造过来。是吗？”
“绝对没有的事，这是外边人造谣。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朱延年是新民主主义的进步工商业家，向来就是跟解放区共产党走的，我受了共产党许多教育，我爱护干部比爱护那爿药房还要忠心，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上海，我福佑药房吃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不会复业的，就是复业，生意也不会做得这么大的。水有源树有根，共产党人民政府待我这么好，你说，我会腐蚀国家干部吗？绝对没有的事。你不信，你可以到福佑去调查，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绝对没有的事！……”
朱延年一口气说下去，越说越快，笔录人没法记录了。马继平干脆停下来，用自来水笔止住他：
“你慢慢讲。”
“我说的句句是老实话。”朱延年喘了一口气，放慢了语调说。
“你大概以为我们是小孩子……”聂性初微微一笑，说。
“绝对没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发誓……”
“用不着发誓，说老实话就行了。”
“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还要欺骗？”聂性初把脸一沉，有意暂时放下这个问题，转到别的方面，问道，“这样好了，你先说说暴利部分。”
朱延年看到聂性初面孔变色，心里确实吃了一惊，担心今天混不过去了。一听到问他暴利部分，心里稍微开朗一些，因为这个方面即使获得许多利润也不要紧，因为人民政府没有规定利润多少，再多也可以说不是有意违法。他认真地想了一阵，很严肃地说：
“暴利最大的部分是仪器方面，大约在一倍以上，也有两倍的，这是极个别的。三年来，大概有八九亿的营业额，最多的是x光部分。一般冷门货售出，暴利也不错，张科长那边多一点，前后有两亿光景。”
“你没有外汇，x光仪器这些东西怎么进口的？”
朱延年惊奇聂性初对西药界的行情也蛮熟悉，一句话就问到节骨眼上。他知道套点外汇，最大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国家金融法令，但进口医疗器械是政府允许的。他料想不承认下来不行，这方面承认下来更好掩饰别方面的违法事体。他考虑妥当，一五一十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香港，从前在上海言明：如果我们要向香港进货，把款子汇到广州行庄就可以了。我们要买啥物事，直接向香港的朋友接洽。他把货寄到广州，由广州几家运输行开发票给福佑，转运到上海，货款由广州划过去，外汇就套过来了。”
“前后一共套了多少外汇？”
朱延年默默计算了一下，说：
“起码在十亿以上。”他说出这个数字又后悔，觉得太多了，却又收不回来，便接上去说，“不过，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腰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国内x光仪器很缺，外贸当局鼓励我们设法多进口。”
“你套外汇也要外贸局负责吗？”
“不是这个意思……”
“是啥意思？”聂性初说，“讲话要老实些，自己犯法，不要推到别人身上。”
朱延年的面孔一阵红一阵白，他不得不把头低了下去，生怕聂性初发现。聂性初的眼光对着他：
“你造了多少假药？”
“假药？”朱延年抬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