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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余静开口，戚宝珍代她说道：
“你哪能强迫人家说话！她要是有话，早就讲了。”
余静感到有一种责任：应该很快告诉杨健，可能他有办法把她治好。她不管戚宝珍祈求的眼光，坦率地把刚才谈的告诉他，最后建议道：
“你看，要不要送到医院去？”
“你为啥要隐藏着自己的痛苦？你早就应该告诉我了，宝珍。”
“唉……”戚宝珍轻轻叹息了一声，有点怨艾的情绪：怪表妹终于透露了自己的病情，又恨自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这病，到医院去也没啥办法……”
她的心怦怦地跳得很乱，仿佛有啥说不出来的但是感觉到的东西堵在那里，呼吸有点急促，感到气喘没能把话说完，赶紧用手指一指枕头。他会意地连忙放下她的手，过去给她垫高枕头。她的呼吸好一点，心还是跳得很乱，可是她没有告诉他。他低下头去，小声和她商量：
“我看，还是到医院住两天，那里照顾比家里周到。我这两天厂里又忙，要开‘五反’检查总结大会……”
“没有关系，你忙你的，我在家里休养也是一样的。”
他抓住她的手，用着恳求的声调说：
“宝珍，你听我的话。”
她摇摇头，但脸色变得青里发紫。他不再征求她的意见，回过头去对余静说：
“你赶快打电话到医院去，请他们派一辆救护车来……”
余静出去打电话。
珍珍倒了茶以后，就懂事地站在床边，静静地谛听他们的谈话。听爸爸刚才急促的声音，和余阿姨匆忙跑出去，妈妈又闭着嘴不说话，她两只小眼睛焦急地望着妈妈。
妈妈对爸爸说：
“健，这些年来，我们共同生活在一道，我感到十分愉快。”她在心里想了很久的话，像是一条热情的激流，终于越过理智的闸门向他倾泻了，“叫我遗憾的是我为革命工作太少，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想初步实现了，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可是疾病拖着我，使我不能把全部精力献给党。我对你的工和帮助也很少，有时还要累你来照顾我，影响你的工作，我心里常常过意不去……”
她心头不舒服，涌到嘴上的语言不能顺畅地说出来，不得不闭上眼睛，稍稍停顿一下。他抚摩着她的手，安慰她：
“不要急，工作的时间长得很哩……”
“这个病根难治好了啊……”
“不要这样想，宝珍，听我的话。”
珍珍见妈妈闭上眼睛，低低地叫唤：
“妈妈……”
半晌，她睁开眼睛，又说：
“我啥都安排好了，家里许多事珍珍也会做一些，一些物事她晓得搁在啥地方，我没有别的牵挂，只是劳累你一些，又要在外边工作，又要管家，珍珍这孩子很聪明，希望她将来也学教育，当人民教师……我很……想你啊……健……”
她的语言有点乱，但是蕴藏在心底很久很久了，虽然是断断续续，但他完全懂得。他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可是他激动得竟不晓得说啥是好。她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好像这样可以不让她离开这个充满了希望和灿烂前途的祖国。他的眼眶有点润湿，视线也显得模糊了，怕哭声会给病人带来沉重的不幸的预感。他忍住泪水，低声说：
“你不要焦急，我想一切办法给你医治……”
房间里的电灯光这时也失去了光彩，显得有点黯淡，但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陈设摆得井井有条，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外不知道啥辰光落雨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增加了深夜的寂寞，一阵阵呜呜的海风拍打着窗户，房间里越发感到寒冷和阴森。他用深蓝色的花毛巾毯子给她盖上。她的两只手放在外边，眼光还在房间不断望来望去，最后落在房门上。他以为她在寻找啥，便问：
“要啥？”
她摇摇头。
“要喝点水吗？”
她摇摇手。他发现她的眼光望着房门，立刻意识到是找人，问：
“找余静？”
她“唔”了一声。他刚要站起来去叫余静，余静轻轻从外边走进来了，怕惊扰病人，附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
“救护车马上就到。”
“她在找你哩！”
余静屈着身子，冲着戚宝珍的面孔，轻轻地问：
“这会好些吗？表姐！”
表姐没有答她，只是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
当当……当当当……救护车的清脆的铃声划破了雨夜的沉寂，一声紧一声的从弄堂口外传来。余静陪杨健一同把戚宝珍送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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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沪江纱厂的饭堂今天变成了会场。
汤阿英和谭招弟来晚了一步，会场里已经挤得没有一点空隙，黑压压一片，到处是人。后来的人没地方坐，干脆贴墙靠门站着。谭招弟站在门口发愁，后悔来迟了，没有地方坐。汤阿英倒不愁，也不忙，她要谭招弟和她一同走进去看看。谭招弟跟着她挤进去，里面比外边宽绰一些，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汤阿英一眼看到秦妈妈和郭彩娣坐在那边，谭招弟和汤阿英挤进去坐下了。汤阿英的眼光对着临时高高搭起的主席台：在毛泽东主席大幅画像两旁，挂着两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钟珮文很吃力地找到的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给碧绿的叶子一衬，显得特别娇艳。主席台后面放了一排椅子，杨健坐在第三张椅子上，余静坐在杨健右边，眼光不时向台下四个角落扫来扫去，在看场子上的人是不是到齐了。她看了看表，和杨健低声讲了两句话。台前挂了两幅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上联写的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联是：巩固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上面一块横幅，也是红底白字，写着十四个大字：沪江纱厂“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台前左右两旁各放了三盏水银灯，工作人员在试验灯光距离，六盏水银灯同时打开，把主席台照得雪亮。台下的人的眼光都和汤阿英一样：注视着水银灯下的主席台，只有坐在右边第一排的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着头，不敢看主席台。
徐义德在铜匠间的说理斗争大会上伤透了心。他没料到秦妈妈和汤阿英提供那许多线索，检举了那样多重要的材料，更没想到他的攻守同盟瓦解得那么快。他根本没想到勇复基这样胆怯的人，居然也跟共产党走，并且挖了他的底牌，把黑账当场交给杨部长。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他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胆怯的人变得勇敢了，心腹的朋友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了。那么，天下还有啥事可以相信的吗？还有啥人可以依靠的吗？当时梅佐贤虽然还没有开口，但从勇复基身上看出梅佐贤最后一定会开口的，郭鹏当然是更加靠不住的人物。徐义德对一切人都怀疑了，连他家里的三位太太也是一样，林宛芝更加危险，不知道和余静谈了些啥。他心里想：那还有好话，一定是揭徐义德的底。他把过去认为最可靠的人都一一想了想，认为都不可靠了。唯一可靠的不是别人，是徐义德自己。他感到杨部长带着“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形成一种瓦解他的巨大力量。他感到陷在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里，自己十分孤单。他这才真正想起杨部长第一天到沪江纱厂对他说的那些话的意义和分量。他清清楚楚地看出只有坦白才可能挽回他将要失去的一切，再坚持抗拒下去，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会给他带来不幸和莫大的损失。上海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讲到做到。共产党既然讲坦白从宽，他相信决不是骗人的假话。如果能够不坦白，自然更划算；到了非坦白不可的辰光，那坦白比不坦白要划算。
他从铜匠间慢慢回到家里，认为一切都完了。林宛芝见他神色不对，问他是啥原故。他隐瞒了铜匠间说理斗争大会那一幕，只是说头有点痛，心里不舒适。她劝他早点上床休息，睡一个好觉就会好的。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说：
“唔，很容易，睡个好觉就好了。”
她听他的口气不对，连忙低下头问他：
“要不要请医生来？”
“医生治不好我这个病。”他摇摇头。
“那是啥病？”她歪着头问他。
他认为今天晚上是他一生最丢脸的一次，不愿意让她知道，也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徐义德在一切人面前都是一个有魄力有手腕办事无往不胜的能手，只有今天晚上败给他平素最看不起的工人手里。他料想不到连细纱间接头工汤阿英这个黄毛丫头也公然指着他的鼻子斗，逼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