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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 会看票价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分量的乳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乳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张俭抱着二孩，怕孩子挨打，赶紧撤到大屋里。多鹤整个身体抵在门上，不让门关严。她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多鹤突然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鹤放弃了。她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卑琐。
五百多个崎户村村民是好样的，几代同堂地死。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浓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缝。结成一个球，比父亲喝清酒的酒杯还大。血球颤巍巍，有着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特有的柔嫩，一触即溶。第一线阳光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垭岔里伸出来，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光亮照进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后，太阳就从山垭岔里整个地出来了，已经不再柔嫩。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他们中的谁踩在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