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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事实分析。已故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士？雷斯顿承认：“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起了一个传送带的作用。” 雷斯顿作为记者在华盛顿为《纽约时报》就这样工作了几十年。美国人民太相信自己的政府了。诚然，媒体及时详细地报道政府的官方观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千篇一律，充斥着官方言论，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们的误解。实际上，美国公众最终得到的政府信息虽然算不上是谎言，但也近似于谎言，看似真实的谎言。
在大多数的美国主要城市中，都有一些互相竞争性的报纸。当今的美国新闻界，被一小撮商业巨头和庞大的跨国公司紧紧的捏在手中，十多家企业控制了美国50％的传媒市场，比如报纸、广播和电视台，还有杂志、书籍和音乐，以及电影、因特网。这些大公司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年收入为1299亿美元）拥有3家新闻网络和13个广播电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年收入为66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电缆供应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2002年收入为660亿美元）其财产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头条新闻》、《时代》；华特迪士尼公司（年收入254亿美元）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和广播网络与60家广播站；新闻集团（年收入为116亿美元）拥有FOX电视网、26个广播站以及《纽约邮报》。作为跨国公司，他们的经营目标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尽量多地占领可赢利的世界市场。虽然这些都是民间资本，但他们与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相共生。这些公司的老板是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不合常规的观点的，他们也不会提供针对企业和政府要员进行严厉批评的消息报道的，更不会提供其他不利于稳定自己运营秩序的信息，这其中当然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的任何负面消息。报喜不报忧是一条铁规。
美国的新闻界虽然不属于国有性质，也并不受国家控制，但是对政府的态度确实是很友好的。也就是说，新闻界支持现行的政治体系和该体系的基本设想和权利关系，支持依靠这些权利制定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体系。美国有这样一个对政府十分友好的新闻界，无论在美国人还是外国人看来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不解其中奥秘的英国新闻记者曾说：“我总是对于美国人的行为感到吃惊。在英国，尽管我们对诽谤罪的法律界定非常严格，我们还是刊登了许多研究性的报道。美国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由理念，然而却不去充分的利用它。”
这样看来，美国新闻界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拥护共和党还是拥护民主党，问题的焦点在于它只是充当了一个“御用”的角色。它们打着客观性和政治中立的旗号，将自己的新闻源泉局限在华盛顿的权利圈内：政府官员、国会有影响的议员、“思想库”的专家们。这就意味着，将来的争论只会局限在执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之间。至此，美国新闻界已死，完全臣服于政府的霸权政策。
国家权利机构
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一个弹性概念，如果把视角由民办媒体转向来看，就是另一回事了。《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0日）发表了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题为《我们的新闻不那么自由》，报道里美国联邦法院把全国广播公司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电视台记者吉姆？塔里卡尼、《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思？米勒，《时代》周刊记者马修？库珀和其他5位记者判决入狱。他们8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判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都拒绝透露秘密消息的来源。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而自1663年约翰？特温因出版了一本冒犯国王的书而被逮捕起来，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就成为出版业一条神圣的道德戒律。可见美国统治者对新闻来源的控制手法已经倒退到中世纪的水平。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新闻界一息尚存的挑战政治权威的勇气已消失殆尽，新闻已经开始玩世不恭，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对待任何事情。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新闻界垄断产生的后果是，大家拼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002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资深编辑伦纳德？唐尼和罗伯特？凯泽合作出版的《关于新闻的新闻》中写道：“大多数的报刊经营商，却把他们行业垄断获取的15％－20％的高额利润，反看作是企业良好发展的最低水平。”于是报刊、电视除了广告，就是性或名人隐私秀。质量浅薄，道德沦丧。在这样的新闻自由中，美国人民的孤陋寡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
思想是行动的源头。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说，在伊拉克战争之后，6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帝国扩张的思想基础，其思想的圣经是一种叫“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新保守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上影响日益增强，其思想先驱为20世纪50—7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被誉为是“使古典政治哲学再生”的大师，其著作《自然权利和历史》，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施特劳斯研究了曾经在欧洲盛行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先哲的古典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该书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
施特劳斯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艾伦？布鲁姆说：“当我们美国人认真谈论起政治时，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制度以外的任何政体一概没有理论依据。”“如果说哲人的政治理想曾经变成过现实，那就是美国了，而美国几乎是一帆风顺地达到了这一目标。”“通过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认识和接受，人们找到了统一与一致的基本点。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下，阶级、种族、宗教、国籍，甚至文化都已消逝，或许可以说，它们减弱了，这给人们带来的是共同利益。”
在这个“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以财产私有制为根本、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美国的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甚至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经过神恩钦准的社会形态。“新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只承认统一性，否认差异性；在政治上忽视乃至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民族或国家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理由。同时，他们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美国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
“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就是理想的普遍价值体系的化身，是民主政治的典范。因此，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奉行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他们鼓吹美国式政治理论与文化的霸权或垄断地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领袖，肩负着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使命。他们甚至主张美国应该不惜采取政治乃至军事行动，为全人类立言，在美国的统治下，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是一场全球性的道德圣战。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帝国主义。前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推行‘普遍性的启蒙理想’。”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以国力和道德自信为后盾的外交政策”，应该成为全球组织的总指挥。亨利？基辛格也曾以傲慢的口气说：“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文明至上论，也被美国人用来作为美国建立全球帝国的理论依据。
新现实主义
和“新保守主义”构成了理念和方法上互补和对应的，还有“新现实主义”。所谓“新现实主义”，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具有追求绝对安全和鼓励动用军事手段上的新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