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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之外的文化产业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美国制造”：FOX、CNN的电视新闻，MTV频道的流行音乐，《时代》杂志、ESPN的体育直播等等。这些繁杂的文化商品的传播跨越了地域时空的限制，借助卫星技术，到达五大洲的每个角落，美国CNN电视网甚至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着陆。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其GDP的18％至25％，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公司，美国音像业的出口额已超过航天工业的出口额，是美国创造利润最多的行业之一。
从英国泊来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到达巅峰时刻，美国获得了全球“文化霸权”。这样的优势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大不列颠在帝国顶峰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都赶不上美国，它的国防开支比俄罗斯和法国的都少。在文化方面，英国的优势也接近不了同等比例。法国人就不把鱼和油炸土豆条当正餐，也没有对英国娱乐趋之若鹜。相比之下，就连罗马帝国也相形见绌。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只是在地区范围内活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愿意相信，美国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去美国就像好莱坞电影常常用的对白那样：回到未来！
“同胞们，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信息化时代，这是美国复兴的伟大时代。作为总统，我所做的一切，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政命令，提议和签署的每一项法令，都是在努力地为美国人民提供工具和创造条件，来实现美国的梦想，建设美国的未来——一个美好的社会，繁荣的经济，清洁的环境，进而实现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这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1年离任之际发表的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它描绘了美国人心中的理想国实现的途径。
？山巅之城：美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吗？
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自诩以“道义”的力量战胜苏联，并一直鼓吹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当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过去的10年内为全世界信息产业人士顶礼膜拜的时候；当美国的公司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财富神话的时候；当比尔？盖茨以人类历史上创记录的短时间聚集起世界上最大的个人财富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希望，美国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当时，也只有美国人能够如此骄傲地说，美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此刻的美国是傲视全世界的“山巅之城”。
这山巅之城的主人——美国历届领导人，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让世界各国皈依于所有美国制度。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会在处理世界事务时，如同处理国内事务一样得心应手，才能让在这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企业的优势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得到充分发挥，美国才能领导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倡导推进“全球化”，以求在上述过程中谋取经济和政治双重利益。有人说，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这几乎是一个事实。国际经济与政治权力相转化的过程，可以用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名言：“谁拥有最大的市场，谁就拥有最大的权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不遗余力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
但越南战争之后的70—80年代，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局面削弱了美国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这一段时期内，各种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小了，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如果不是西欧和日本还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从西欧和日本那里得到让步的可能性会更小。这限制了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
新经济——帝国的自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声望”。美国的新贵公司、资本市场、智囊机构以及克林顿政府都竭尽全力要把发轫于美国的“新经济”推向全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一系列“新经济”领域全球性规则的制定。此时，冷战的结束也结束了对全球市场的人为政治分割，这恰恰给了“新经济”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首先，是美国“新经济”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第一批新兴网络公司中都有美国资本的介入。美国公司以资本、知识产权入股等模式在美国之外建立网络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或者信息技术实验室。
其次，是美国资本向全球各国进军。“新经济”的标志性资本市场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从1000点到突破5000点，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实现同样突破用了23年。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吸纳了数万亿美元，这些资本随后又经过美国公司扩张到世界各地的“新经济”中。纳斯达克也走出美国本土，开始考虑设立欧洲的纳斯达克、日本的纳斯达克、香港的纳斯达克。除了中国香港外，欧洲纳斯达克、日本纳斯达克后来先后成为现实。
在国家的层面上，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遗余力。“新经济”成为几乎所有重要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相信了美国的推销，在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许多政府的优先政策。各国不约而同地为此而规划长远未来，许多信息产业白皮书显示出了它们和美国一样的雄心。渐渐地，“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等等新词汇开始充斥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媒体。美国的这种“带头作用”以及这种带头作用的好处，在1996年12月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1997年1月达成的电信市场协议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新经济”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快。各国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加深了，“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世界各国的普通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体会这样一个抽象的国际政治学术语。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财经记者查德？隆沃思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就在这一刻，可能有个德国商人正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在法国上空用飞机上的电话，打到伦敦金融市场以日元买进美元。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工人正为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制造飞机零件。在爪哇西部的工业区，数以百计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正在韩国投资的工厂，为耐克（NIKE）公司制造运动鞋。在塞浦路斯中部偏僻山村的边缘，汽车驾驶员可以在24小时营业和只接受信用卡的自助加油站加油。在纽约、东京和伦敦紧张忙碌的办公室里，大约50家垒球投资和商业银行的员工，每天处理超过1。3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这些精明干练而又待遇优厚的年轻人，掌握了全球金融活动。在印度班加罗尔，电脑程序员正为摩托罗拉和英特尔等美国公司设计最新的电脑软件，薪资只有加州硅谷的1/10。在萨尔瓦多摩拉桑省终年暖和的山区，几十个工人在简陋的工棚里，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儿童缝制雪衣。在德国汉堡的豪华餐厅，两名穿着红色外套和粉红色衬衫的德国商人，正向两名穿着深色西装的日本商人推销生产机具——这四个人使用的是全球经济体系通行的语言：蹩脚的英语。”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本身是不平等的；金融投资和技术转移也是不平等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分配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才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获利者。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领域，美国可以凭借其第一强国的巨大动能，迅速进入并占据主导；一个新的平衡机制，美国可以抛弃已经很难扭转的传统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包袱，以先动者的优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平衡机制；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利用“新经济”的蔓延，将美国的新势力渗透到全世界，在未来的信息战中取得战略威慑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占有优势，因此能够确保本国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够进入全球所有市场，在所有领域参与竞争，并且通过多边途径推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