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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统一以后，为了重建东德而造成经济过热，开支过高，德国政府不得不依靠维持高达１０％的年利率的高利率政策来降温。因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１９９２年８月，乔治·索罗斯闻到了“血腥”味，并以５％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英镑，购入马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至联系汇率的下限。而这一天是“开局”的日子。
都市已经遍布华灯电话铃声忽然划破宁静，当被助手告知，英格兰银行将动用１２０亿美元去买进英镑时，索罗斯不由得又一次自豪地微笑了：“我正准备抛空这个数字。”
这一次，他又大获全胜了，而对手是整个英格兰！
“基金是我的情妇”
１９３０年
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１９４４年
乔治·索罗斯一家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中躲避纳粹的侵袭。
索罗斯从这段磨难中总结出两条生存的技巧，也直接影响到了他此后的金融生涯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二战期间，他随着全家流落到瑞士。
１９４９年
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以后，开始正式进军伦敦金融证券界。
１９５６年
胸怀大志的索罗斯并不安于现状，２６岁的他结束了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５０００美元独闯华尔街。在那里，他天才的金融直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很快受到了多方关注。
１９６９ 年
索罗斯以４００ 万美元起家，开始经营自己的首个对冲基金。
１９７１年
又与另一投资奇才詹姆斯·罗杰斯合伙成立了“量子基金”，正式开始了他传奇般的投资生涯。
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比如前文所述的“英格兰银行之役”中他的举措逼迫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在一天内两次宣布提高利率。
１９９２年
“量子基金”获利２０多亿美元，索罗斯个人收入达６．５亿美元，这样的战果在华尔街金融收益排行榜中名列榜首，创历史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世界是我的实验室”
索罗斯和巴菲特、林奇这些投资大师一样，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他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还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对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超凡运作能力，连索罗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接受记者拜伦·威恩（Ｂｙｒｏｎ Ｗｉｅｎ）采访的时候，索罗斯曾经坦承，每当金融市场有不良现象的时候，他的后背就会莫名地疼痛难忍。他以此为直觉做出最初判断。
股票、债券和货币就是构成他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完全属于他的实验室，他热衷于在这个奇妙的“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他那些由“直觉”得出的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正因为索罗斯一再强调他从不依靠什么理论，一切成功全凭直觉，所以经常被人冠以“投机者”的帽子。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代行管理索罗斯基金长达１０年之久的青年金融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Ｓｔａｎｌｅｙ Ｄｒｕｃｋｅｎｍｉｌｌｅｒ）一针见血地提出精辟见解：“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基金经理。但他的最伟大之处并非投机行为或其他什么举动，而是他的胆识。只要他看准一件事，无论迹象是否明显，他投下的赌注都会比任何人都多。”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归于“宏观基金”（ｍａｃｒｏ ｆｕｎｄ）──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而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因此，他并无什么确切的既定规律可循。他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室，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文章。他试图揣摩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
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索罗斯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当然是１９９７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大风暴。他受二战影响，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过于感情用事，犯了投资大忌。
他放弃了当时满是漏洞的日本，转而进军看似弱小，实则体制十分健全的香港，结果在香港政府动用了２００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反击的情况下，这场世纪豪赌激战异常惨烈，比之１９９２年的英镑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索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这个金融界的拿破仑终于惨遭滑铁卢，“量子基金”也面临信任危机。（在此之前，索罗斯的金融生涯中谈得上失败的只有在 １９８１ 年他的基金亏损了 ２３％ ，可是事实上他把那次失利形容为“失去耐心了”──那可完全不是分析失策，而是一次孩子气的游戏而已。）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这场世纪豪赌的惨烈程度来看，索罗斯对于攫取金钱的狂热程度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和一些富豪相比，索罗斯显得很俭朴，没有游艇、高级轿车和私人飞机，出外旅行，他乘普通民航飞机，自己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他还是一位大慈善家。１９８４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１９８７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
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３１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虽然索罗斯的出发点也许不全是为了解救贫苦人民于水火，可是，他近１０年来在此类人道主义事业上已经出资 ４０ 亿美元，从事的项目包括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就我们已知的确切数目而言，他每年的捐款数额已经与福特基金会（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不相上下。
一方面是慷慨解囊，另一方面是无孔不入地攫取金钱，索罗斯堪称是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除草”行动
因亚洲金融危机中翻云覆雨的非凡手段而被斥作“金融大鳄”的索罗斯，近年来又咬上了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他在一些主要竞选州筹资并出资１０００万建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走到一起来”ＡＣＴ的组织，以阻止布什连任。这一系列计划被命名为“除草行动“（布什英文即是“Ｂｕｓｈ”，灌木丛，荆棘草之意）。
从青年时代就一直迷恋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的索罗斯，一贯支持建立一个全球的开放社会，他指责布什现任政府利用“９·１１”恐怖袭击扩张势力、滥用职权、破坏文明自由，而未就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而努力。
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索罗斯信誓旦旦地说：“击败布什是我今后的中心任务。” 当被问及为了把布什拉下总统的宝座，是否可以倾其所有时，索罗斯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能确保布什下台，我就干！”
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作风，换了别人，根本就是螳臂当车，而对索罗斯而言，却不是玩笑。尽管他除了自己的资金以外几乎不管理其他任何资金，但是只要他在有线电视上现身１０分钟，就足以撼动市场。很多人指控他动摇了世界货币的稳定，是破坏国家经济的罪魁祸首。
长久以来，索罗斯在金融方面的传奇般的作为，也是依据政治舞台上的风吹草动做出判断的。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做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由此可见，他不但掌握了世界经济的运转规律，而且还领会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动机。
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索罗斯的钱。从１９６９年到２０００年